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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播学摘要：早期的行动研究希冀以科学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研究的典型目标是：假设或预测从那些看来实施成效较好的实践中，找出一个可遵循的固定答案。实践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就是教师或其他教育实践工作者，在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时，所展开的行动过程。批判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是由实践工作者在社会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反省的探究形式。它的目的是：改善实践工作者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加强实践者对自身工作和工作情境的理解关键字：农村村民广播家庭研究发展一、媒介与乡村：一个传播学问题的提出在经典的传播学研究中，乡村总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不仅是因为传播媒介在工业化城市中更为发达，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城市更早具备了传播学这一学科诞生和发展的现实需求和知识场域。纵观20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最早从事传播现象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几乎毫无例外是出现在城市中，既包括各种传播学研究院系，也包括政府资助下的各种研究机构。这就注定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视野，很难脱离现代化城市而存在。因此，乡村被排除在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中，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代化意义上的问题。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认为，一种学科知识谱系的产生，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权力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社会由于现代化程度的不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为现代传播学这一知识谱系的生成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和现实支撑，自然也就难于进入这一学科知识生产的权力场域中。二、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乡村传播学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的实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相类似的行动。初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个体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模式。但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处处都留下了乡村传播研究的痕迹，从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开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到1949年之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或是由政府提倡，由知识分子和当地官员相互配合，或是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的单纯的改造运动，从乡村传播的视角来看，其目的都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社会中村民的诸种素质为基本出发点，其采用的行动模式多是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模式，其背后的理念都在于希望以知识为工具，促进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其他国家，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都是政府对农村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斯科特认为使得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被屏蔽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研究中简单的生产和利润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真实的农民，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复杂、灵活和洽谈达成的目标。”“……导致这些系统（农业推广）失败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农业规划中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环境。第二，由于现代化农业规划所包含的专家评鉴的前提，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由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构。……第三，它所关注的只是生产主义目标。第四，科学农业试验不可能处理当地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村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其展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也越来越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在传播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里，一方面，由于传播学自身学科知识谱系的完善以及研究视野的扩大；另一方面，也由于传播学研究范畴和知识谱系创新的需要，乡村作为一个略带新奇的研究对象，开始引起一些传播学研究者的关注了。在西方，借助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乡村社会较早被引入传播研究的范畴。二战期间，美国学者瑞安和格罗斯在衣阿华大学农业实验站的资助下，研究了1928年到1941年间杂交玉米种子在衣阿华州被农民采纳的过程，被视为媒介与乡村研究的早期典型案例。因为“这一研究不仅仅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扩散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而且对于人类传播类型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状况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初步的考察。”[1]当然，这一案例实际上应该被归入乡村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二、与分析：关于乡村传播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思考通过本次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随着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乡村大众传播媒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状态，这与近30年来大众传播媒介在城市中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报刊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齐头并进，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那么，乡村的现代化对大众传播媒介影像的影响则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使得乡村媒介的发展有着参差不齐的表现：有的停滞不前，有的呈后退趋势，有的则迅猛发展，还有的潜力无穷。乡村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独特性，这说明潜移默化于乡村社会的农耕文化、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等等，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乡村居民对作为现代性及其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或漠视、或抛弃、或迎合、或意见分歧，表现出种种出人意料的独特性，这是很多现代传播学理论难于阐释和说明的。而这种独特性，也正是乡村传播研究最为关键的意义所在，因为它有可能为现代传播学科的发展与完善、理论体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一个全新的知识场域。参考文献1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2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士]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3[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创新与扩散》，辛欣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4[美]JAMESNOLAN,JR.LINDAA.HOOVER著：《当代教师新支点丛书：教师督导与评价》，兰英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5[英]JamesMckernan著《课堂行动研究》，朱细文、苏贵民、赵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6[美]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改变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