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的文化构成与特色文化

2019年第4期重庆三峡学院学报No.4.2019第35卷（182期）JOURNALOFCHONGQINGTHREEGORGESUNIVERSITYVol.35No.182作者简介：岳宗英（1967—），女，重庆忠县人，研究馆员，主要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李力（1979—），男，重庆万州人，文博馆员，主要研究地面文物保护。-8-万州的文化构成与特色文化岳宗英李力（重庆市万州区博物馆，重庆404100）摘要：万州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巴楚文化、石刻文化、移民文化、寨堡文化、革命文化、商埠文化六类文化形态多元杂糅，共同构成了万州的地域文化。万州以“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商贸发展源远流长，近代商贸业更是冠绝渝东，商埠文化对万州现代城市发展、人文个性塑造影响深远，而且与万州现代经济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商埠文化是最具万州地域特色、最易于呈现的文化形态。在当今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保存和延续地方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彰显区域特色的要素，成为激发民众自信心、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值得广泛关注。关键词：万州；文化构成；特色文化；商埠文化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4-0008-09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强国战略引领下，各地加强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相继提炼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提升当地文化品质和发展文旅产业服务。为此，我们不揣谫陋，对万州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粗略梳理，从中提炼出特色文化，以就教于方家。一、万州文化简要脉络万州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距今8000—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大周溪右侧第二级台地的渣子门一带活动，徐徐拉开了万州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幕。新石器时期，上自武陵涪溪口，下至黄柏乡黄柏溪，万州峡江两岸人类活动频繁，祖先们磨制细腻的石器，制作精美的陶器，学会使用石镰，建筑半地穴式的竹（木）骨泥墙房子。万州太龙镇苏和坪遗址中出土的红陶圈足杯，与湖北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1]。夏商时期，我们的先辈已进入青铜时代[2]496。小周镇涂家村一带出现了三峡地区目前已知的昀早水田农业[2]379。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巴文化腹心的万州，同时深受楚文化、蜀文化的浸润，巴、楚、蜀三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秦汉以降，万州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刘备分朐忍县西南地置羊渠县，为万州境内独立设县之始。唐宋时期，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薛涛、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吟咏万州的诗、词、题记，今太白岩石刻群、西山题记已成为著名文化景观。南宋守将上官夔带领军民与蒙古铁骑艰苦巷战，留下了天生城保卫战的传奇佳话[3-4]。明清时期局势动荡，当地居民聚寨自守，大量寨堡陆续兴建，至今万州境内寨堡林立。近代，随着川江航运的开重庆三峡学院学报-9-通，万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辟为通商口岸，迅速成为下川东的经济、金融、物资集散中心，钱庄、银行大量出现，周边省县的桐油、生漆、猪鬃等土特产品集中在这里销售，商埠文化独具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万州作为下川东革命摇篮、抗日救亡中心，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革命乐章[5]。三线建设时期，为备战备荒需要，大量一线军工企业、技术人员转移到万州，奠定了万州现代工业的格局，提升了万州经济文化水平。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万州有26.3万移民，各类实物淹没指标占重庆的四分之一、库区的五分之一。万州广大干部群众在完成移民工作任务的同时，还创作了方言话剧《移民金大花》等文艺精品，在各地巡回演出，让三峡移民精神唱响全国。二、万州的文化构成长江自万州长坪乡石槽溪入境，横贯腹地，经黄柏乡白水滩出境，全程80.4公里。千百万年的江水冲刷和激荡，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交汇处形成宽广的台地，成为人类理想的栖息地，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一）悠久厚重的巴楚文化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鼎盛时期，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6]5卷一《巴志》。万州处于巴国的腹心地带，自然深受巴文化影响，境内留存的巴文化遗迹、遗物非常丰富。位于小周镇安全村的塘房坪遗址，夏商遗存的“基本特征是以盘口的高领和矮领鼓腹罐、花边和素沿的釜、瓮、圜底器盖、钵、盆、缸等陶器为代表，流行平底和圜底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早期巴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在夏晚期商早期的灰坑中出土了铜镞，“表明这类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在这么早的遗址中发现铜器，为长江上游地区所罕见，对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及认识我国早期青铜器分布情况，均是极为珍贵的资料。”[2]496位于瀼渡镇石山村的大坪墓地，清理了67座具有明显巴文化特征的墓葬，出土戈、矛、剑、钺等大批兵器，是巴人勇猛善战民族性格的物证。1989年在甘宁水库泄洪洞口出土的青铜虎钮錞于，更是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为军乐器，以虎为钮，体现了巴人的虎图腾崇拜，顶部盘上的五组巴蜀符号是巴人的民族图语。巴与楚接壤，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时而联合，时而交战，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因此万州境内众多的古遗址、古墓葬中，没有纯粹的巴文化，也没有纯粹的楚文化；早期以巴文化为主，战国中后期以后，随着楚国势力逐渐向西扩张，万州境内出现了大量楚文化性质的墓葬。2003年在武陵大丘坪墓群清理了一批楚墓，其中M2、M12规模很大，尤其是M2墓室口长11.2米，宽9.4米；墓室底长6.4米，宽4.5米；墓室深9.75米。虽然墓葬早年被盗，但从墓室的修筑、棺椁痕迹以及部分器物残片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万州区博物馆馆藏商周时期文物中，反映巴、楚文化性质的遗物占了很大比例，尤以兵器昀多。巴楚两国虽然消亡了，但它们的文化形态却顽强地传承下来，今土家族的摆手舞应该就是巴渝舞的演变；万州人的耿直、顽强、勇于担当等性格特点，就是巴人勇猛善战的基因传承；楚人棺椁等器物尚红以及表面绘菱格纹、卷云纹等特点，在今天民间的婚丧嫁娶、器物装饰中仍有所延续。（二）意蕴深厚的石刻文化万州境内多山，裸露的石壁随处可见，历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或抒情，或记事，或题字，留下了意蕴深厚的石刻文化。由于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有的已消失，现留存于世、较为集中的主要有太白岩石刻群、西山碑、天生城石刻、岑公洞石刻、陈家花园石刻、生芝湾岳宗英李力：论万州的文化构成与特色文化-10-石刻等，涵盖六朝、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楷、草、篆、隶、行各种书体俱全，既有墓室道观题名，又有官宦、文人题刻，还有纪事题记，不但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而且许多题刻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地方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位于高笋塘的西山碑，又称“西山南浦行记”，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底，黄庭坚奉诏复官，“蒙恩东归”途经南浦（今重庆万州），受太守高仲本邀请游览西山（太白岩），兴之所至留下的墨宝，是黄庭坚晚年的大字行书力作，曾国藩评价为“海内存世，黄书第一”[7]卷二十二《艺文志·金石》。在西山碑左侧同一崖壁上，还有一方北宋治平三年（1066）二月南浦县令刘公仪作的《西亭记》，楷书，记述了南浦郡守鲁有开、束庄兴利除害，起废修圮，终成鲁池流杯盛景的事迹，是研究万州古代城市发展史和文人生活史的重要资料。位于天生城中寨门外崖壁上的摩崖石刻，共6幅，其中5幅为筑城题记，1幅为元军攻城题记，都是宋蒙战争史的重要资料。（三）拼搏进取的移民文化三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通道，万州正好处在这一通道上，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都对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社会风俗带来了重大影响。秦灭巴、蜀两国，置巴郡、蜀郡，“移秦民万家”[6]128卷三《蜀志》，充实巴蜀地区，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在万州境内清理的大量秦汉墓葬中，均有铁制农具的出土，表明中原的金属冶炼技术传入三峡地区并广泛应用于当地农业生产；中原丧葬观念的传入，导致砖室墓大量出现并逐渐代替原单一的土坑墓，而且厚葬之风日益盛行。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不但使当地经受战乱减少的人口得以补充，土地得以开垦，更重要的是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习俗尤其是到新家园后的心态对当地产生重要影响，我区保存下来的众多会馆、祠堂等都是这一移民运动的产物。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的部分机关、学校、工厂以及人员等也跟随西迁，据不完全统计，万州共接收从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19个省、市沦陷区来万的人员5.6万余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和观念，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的繁荣发展。三线建设时期，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国家在原万县专区（主要是现万州区）新建了清平机械厂、江陵仪器厂为代表的12家国防船舶工业，并从沿江省、市迁移了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为高峡出平湖百年梦想的实现，万州有26.3万移民告别故土、奔赴新家园。无论是古代移民还是当代移民，无论是自愿移民还是非自愿移民，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拼搏、进取精神，他们在国家利益面前体现出的担当、奉献精神，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丰富多彩的寨堡文化万州地处四川盆地东缘，复杂的居住环境和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使民众的居住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据山而建、依山而守的古寨堡在万州逐渐兴起[8]。万州有文字记载的寨堡昀早出现于蜀汉时期，相传刘备曾屯兵天生城，故又名天子城。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纪胜》云：“天城山三面峻壁……俗亦谓之天子城，以昭烈名也。”[9]卷六十九《四川四·万县》现存天生城的摩崖题刻《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亦有“万在江北，城号天生，昔昭烈上经蜀汉，下窥三峡，于此乎插剑，盖荆蜀之要会”的记载[10]。南宋后期，蒙古政权在北方草原崛起，成为威慑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的昀主要力量。为抵抗深入三峡地区的蒙古铁骑，淳祐三年（1243），宋廷以“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接受播州冉氏兄弟及田、杨土司的建议，“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重庆三峡学院学报-11-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11]卷四一六《余玠传》，建立起庞大的山城防御体系，万州州治亦迁于天生城上。此时的寨堡成为万州军民抵抗外敌、拯救民族危亡的阵地，彰显了坚韧不屈的家国情怀。到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社会更迭时局动荡，战乱匪患频繁，万州古寨堡的兴建进入鼎盛时期，此时的寨堡发展成为乡里自保的被动防御建筑。同治《万县志》载：“川楚教匪之乱，蜀以坚壁清野制之而定，此古人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之善法也。万县多山，旧有寨洞。滇匪入蜀，民益即岩为寨，就岭为堡，绝壁洞之，广坪碉之，交错盘踞，远近相望，不可胜计。”[12]卷十六《地理志·寨堡》书中罗列寨、碉、洞200余处，目前文物部门已调查登记的古寨堡多达124处[8]。这些古寨堡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独具特色，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民居形式，体现了鲜明的移民文化色彩和地域特征，是研究万州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乡土建筑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五）敢为人先的革命文化近代以来，随着川江航运的开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川江航运权的争夺。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在川江上肆意妄为，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万县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抗英运动，全国人民纷纷声援，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全国范围的反帝抗英运动高潮，为中共万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拉开了万州革命文化的序幕。大革命时期，朱德、陈毅、刘伯承、杨闇公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了中共万州地方组织，使万州成为下川东革命的策源地；肖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革命家在省四师（2003年与重庆万州幼儿师范学校合并，建立重庆市三峡师范学校，2012年更名为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使省四师成为下川东革命摇篮，培养了彭咏梧、蓝蒂裕等一大批下川东地区的革命骨干。土地革命时期，下川东特委建立，万州成为下川东及川北17县武装斗争的指挥部。抗日战争时期，欧阳克明、李聚奎、郭汶、刘孟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