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左联”在上海诞生

龙源期刊网年前,“左联”在上海诞生作者：信芳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1年第07期龙源期刊网龙源期刊网在著名的上海多伦路文化街南端，201弄弄口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写：“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地点——原中华艺术大学”。沿着弄路，不到20米处，一幢带有花园的小楼突兀而立，这就是原中华艺术大学，陈望道任校长，夏衍为教务长。81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至此，新诞生的左联，以笔为戟，叱咤风云，虽仅存世6年，但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块巨大的丰碑。然而，左联是如何诞生的，我们党又是如何建立和领导这个革命文学团体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笔者日前“重访红色故土”，又分别专访了左联会址纪念馆副馆长何瑛和原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左翼文艺运动史研究专家丁景唐先生。在他们的介绍和指导下，诞生于1930年的左联和它写就的辉煌篇章，又一幕幕重现在我们面前。公啡咖啡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交叉口，有一家由挪威人经营的公啡咖啡馆，“公啡”招牌分外醒目。这是1929年10月的一天，此刻在二楼的一间包房内，一群文化人正在此“聚餐”，他们是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慈、戴平万，均为中共党员。其实这是以聚餐的名义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议，在“文委”书记潘汉年主持下，正在商讨左联发起人的名单与起草左联纲领事宜。那么，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成立“左联”呢？左联会址纪念馆副馆长何瑛告诉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而此时，在左翼文艺家内部却论争不止。我党中央深感不安，因为这不利于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指示：创造社、太阳社马上停止和鲁迅论争，号召团结鲁迅，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局面。江苏宣传部部长李富春传达了中央这个指示，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是，潘汉年找到太阳社负责人钱杏邨（阿英）说，成立左联的步伐要加快。同时，潘汉年找来了与鲁迅关系很近的冯雪峰，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初步拟定名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还告诉冯雪峰，顾虑到鲁迅是否认可“左翼”二字，所以一定要征求他的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这两个字就不用。冯雪峰在景云里鲁迅寓所向他通报了拟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鲁迅闻之喜形于色，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特别强调“左翼”二字还是用好，认为旗帜可以鲜明一点。这倒出乎冯雪峰预料。他知道鲁迅是不会轻易表态的，一旦表态则经过深思熟虑。因此他毫不怀疑此刻鲁龙源期刊网迅已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来参与并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而且这种参与和领导是公开的、旗帜鲜明的。公啡咖啡馆里，筹备会议还在进行。据筹委会成员冯雪峰、夏衍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很有成果，最终确定左联筹委会成员为12人，分别是创造社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太阳社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其他方面有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这是一个平衡各方力量的名单。这12人亦即左联发起人，其中除鲁迅、郑伯奇外，都是中共党员。根据第一次筹备会的决定，冯乃超受同仁委托起草左联纲领。这样的筹备会后来开了几次。1930年2月16日，在公啡咖啡馆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筹委会成员全部到会，其中包括“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到会”的鲁迅。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活动：“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当时，十多人围聚一桌，边喝饮料、边座谈。围绕“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两大主题，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异常热烈，最终达成共识。窦乐安路233号81年后的今天，笔者怀着崇敬心情来到上海多伦路“左联”会址纪念馆。这里当年是中华艺术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革命的文学工作者就是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笔者来到一楼当年召开成立大会的教室，黑板、讲台、长凳依然如故，一面墙上挂着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洪灵菲、郑伯奇七位“左联”常委的肖像。在二楼陈列室里，一张张照片和一份份资料记载着左联筹备、成立和发展的经过。望着柔石、茅盾、丁玲、陶晶孙等左联盟员一件件当年使用过的文具、书籍、画本、家具、器械等实物，何瑛副馆长向我述说着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原来，确认“左联成立大会会址”，也颇费周折。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开会的虹口地区市政改造变化很大，老盟员所存无几，这给认定大会召开的正确地点，带来了困难。但是在大家的努力下，几经周折，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盟员的回忆和辨认后，集中到两处：即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原中华艺术大学和原中华艺术大学宿舍（多伦路145号）。由于这两幢房子相距很近，且在内部结构上颇有相同之处，大家根据冯雪峰的记忆，先认定中华艺大宿舍为当时会址。但不久会址筹备处收到了著名电影、话剧导演，美术家许幸之送来的一张老照片（见图）。许幸之是老盟员，在中华艺大担任过西洋画科主任，曾任左联的“美联”主席。照片上有人正从挂着“中华艺术大学”招牌的大门进入，而上面“233号”门牌清晰可见。许幸之指出，这就是他保存的当时开成立大会地点的照片。于是，真正的“左联会址”由此确定。不久，左联成员、我党老党员、曾任上海市文联主席的夏征农题写的纪念馆馆牌挂上了会址大门口。龙源期刊网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借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那天，鲁迅、柔石、殷夫、冯铿、洪灵菲、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冯雪峰、阳翰笙、田汉、潘汉年等50余人到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左联领导机构，鲁迅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蒋光慈、周全平二人为候补委员。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造出大群的新战士。成立大会通过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纲领，即左联行动总纲领，其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同时决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针是：1、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拨工农作家。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5、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并决定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专门机构。左翼刊物如雨后春笋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笔者见到了已经92岁高龄的著名学者、出版家丁景唐先生，丁老从事鲁迅、瞿秋白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研究，著述丰富，几乎用了他大半辈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回顾我党历史上曾领导和组织的这场重大文化运动时，丁景唐不由激动起来：“左联是块丰碑，左联的精神还需继续发扬。”丁景唐告诉说，左联的成立，表明中国革命作家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随着组织逐渐发展壮大，相继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接着，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语言学家联盟和音乐家联盟，当时号称“八大联”也相继成立。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占领。龙源期刊网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由此对左翼作家进行疯狂镇压，其中最瞩目的就是“左联五烈士”，即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作家（李伟森虽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工作上紧密联系，其他四位均为左联盟员），1931年2月7日，他们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烈士们生前在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学活动，以各自的不同斗争经历和亲身感受创作了一批可贵的文学作品，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以柔石的小说和殷夫的诗歌所产生的影响较为突出。他们被害后，“左联”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反动派的罪行，得到了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鲁迅先生先后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深情地称颂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学成就。被杀害的后来还有作家洪灵菲、潘谟华和应修人等。其实当时这些都是年轻人，柔石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殷夫更小，只有22岁。他们忧国忧民，以革命文学呼唤民众觉醒。但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左联盟员仍然坚持英勇斗争。茅盾先生曾說：“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丁景唐介绍说，在左联存在的6年时间里，由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日益扩大，上海等地出版的左翼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史料统计总共达90余种。如《萌芽月刊》，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助编，该刊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量发表苏联及欧美各国进步文学作品；《拓荒者》，自1930年第3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自1930年1月第2卷第三期“新兴文学专号”起，刊登左翼作家的创作及评论，讨论大众文艺，详尽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消息；著名的《北斗》杂志，丁玲主编，1931年9月20日于上海创刊，理论与创作并重，注意培养左翼作家，发表过鲁迅、翟秋白、张天翼、阿英等一大批左联作家的作品。“这些期刊杂志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养了进步文艺队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所以，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且有文学价值。但遗憾的是，没有很好地保存，有的存世极少，甚至只有孤本。因此，很有必要抢救这份遗产。”丁景唐告诉说，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提出并参与影印了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期等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萌芽月刊》《前哨》《北斗》等文学期刊。1979年，当丁景唐恢复工作，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马上主持恢复了这项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继续影印《语丝》和《光明》，重版《前哨·文学导报》，影印了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占领当年上海宣传阵地龙源期刊网毋庸置疑，左联的成立正是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到统一，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左联”的旗帜下，并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多年研究这段历史的丁景唐说，左联是在我党领导下开展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对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在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了详实的论述，后被收于《瞿秋白研究文选》中。据他研究，瞿秋白和左联执委一起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还拟定了文委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钱杏邨、阳翰笙等人接触频繁，在他的指导下，左联很快占领了上海的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及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配合抗日斗争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沈西苓、田汉等人参加了上海电影工作，因而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大电影公司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左联还经瞿秋白同意，争取了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把聂耳、田汉、冼星海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