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评析

龙源期刊网《金陵十三钗》评析作者：任翠云来源：《文学教育》2012年第08期内容摘要：小说、电影《金陵十三钗》在国内获得广大的好评，它为何如此受宠，源于它的叙事模式。它将纯洁的女学生作为受害的主体，是并不多见的叙事手法。与此纯洁相比的那群秦淮河女子，爱国是走向圣洁的唯一出路。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叙事模式爱国主义一.“无辜者”叙事模式《金陵十三钗》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女学生，以书娟为中心，她们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会说流利的英文，唱赞美诗。她们不同于以往抗日叙事中的中国受害者的形象，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农村受害者们是未觉醒的落后势力，而书娟她们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萌发标志，很脆弱，容易夭折。她们是战争年代纯洁无辜的受害者，看着这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被战火无情地吞噬，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怜惜之情，深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纵观世界各国的二战电影，以女学生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叙事模式在反法西斯阵营的电影中并不多见，倒是战败国、战争加害国日本对此津津乐道，《姬百合之塔》是日本战后最典型的反战电影之一，至今已被多次重拍。《金陵十三钗》中的教会女学生与《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年龄相仿，形象也相似。这些女学生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最核心的主人公几乎分辨不出个体，她们的蓝布衫和“姬百合”的水手服具有同样的符号功能，是战争中受害者的标签。无辜女学生的身份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同处在战火中，和这群女学生相比，那些青楼女子较容易生存，更能坦然面对，同时学生的人格上升，是圣洁与肮脏的对比。她们兼具东西方特色：烫发、胸罩、丝袜、旗袍、琵琶，和淳朴的女学生蓝布衫相比，妖媚无比。初来到教堂，便霸占了地下室，喝红酒。她们和书娟这些人格格不入，学生看不起这等下作人，打从心眼里厌恶她们尤其是玉墨。然而一次日军洗礼教堂时书娟引走了日本士兵救了玉墨她们，把自己逼到了风口浪尖上。在如此危急时刻书娟放下心中的忿恨保护瞧不起的妓女，她们不仅圣洁而且大人无己、高尚。《金》的大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开场就硝烟弥漫，充满杀戮和血腥，战争一开始，地狱之门就打开了。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正常的理性存在被置于瞬间毁灭的境地，人的理性也就被生存本能在瞬间撕裂。战争让人的兽性失去道德的约束，人被异化为野兽，士兵们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以让人发指的行径把特定情景中的人性之恶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龙源期刊网来，士兵之间的搏杀源于各自的使命和责任，对平民百姓的虐杀则是战争催发出的人性压抑下的兽性。战争的硝烟并不是《金陵十三钗》的主题，战火仅仅是作为展示人性的背景。但是这一朦胧的背景却又是如此的清晰，它给作品人物的性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战争的残酷与女学生们的脆弱形成鲜明对比，女学生们如何能抵御枪弹、流弹的袭击，战乱中如何保护自己弱小的生命。二.反日情绪的廉价狂欢不管是读完严歌苓的小说，还是看完张艺谋拍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心灵在压抑中咒骂着无耻的侵略日军，对他们的残忍行为深表痛恨，七十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在叩响中国国人的灵魂，《金》成功地唤醒了国人内心的仇日情绪，它是操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带给国人廉价的狂欢。《金陵》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媒介，抵达历史的通道，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换取国人的爱国主义。梅洛·庞蒂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其实历史也不例外，尤其是一个民族苦难和屈辱的历史，最先诉诸的就是人的肉身。细读《金陵十三钗》不难发现，文本中堆满了“身体”，其中既包括书娟朦朦胧胧中觉醒的身体，也包括窑姐们肮脏的“香香肉”；既有红菱“肉滚滚的肚皮”，也有玉墨胸脯显出的“两团圆乎乎的轮廓”；不仅有“黛玉般”小儿女的痛经，还有妓女豆蔻“下体被撕烂,肋骨被捅断”的创痛……可以说，在这篇小说中身体无所不在，其存在既是物质性的，也是隐喻性的。小说叙述毕竟不同于历史书写，虚构和想象为其赢得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它们可以在叙述和历史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形象。严歌苓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让这个民族直面“令人不快的历史”，使其“由强迫性失忆变为强迫性记忆，记住那些不忍回顾的历史”。这就要求在故事中民族的苦难不仅要“有血有肉”，而且让人“刻骨铭心”。《纽约时报》评论《金陵》：张先生采用了一维的、充满爱国之心的方法揭露日军对南京的入侵和占领并非毫无理由和不合时宜。近来一些中国电影显示出更加感性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对侵华日本的妖魔化。显然，《金陵》所引起或者说利用的是群众的反日情绪，也加深了这样一种没有普世价值的情绪。《姬百合之塔》并没有强烈指责敌人—美国，灾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陷入非理性狂热的本国军队，这符合日本战后的主流观点—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因为军方的孤注一掷而血本无归。这样的战争片，终极目的应该是反战争、反罪恶，而不是煽动反日情绪。在整个故事中，看不到对战争的反思和控诉，有的只是对日本士兵强暴行为的极度渲染，有的只是对反日情绪的极度煽动。王小波说过：“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龙源期刊网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门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很不幸的是，一部《金陵》，恰恰给这一句话作了脚注。这样的狂欢虽然造价6亿，但它仍然无比廉价。《金陵》把西方作为拯救者，把自己和日本放在对立的立场。男主人公约翰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也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的化身，与女学生和妓女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尚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相对照，他修理卡车，现代文明符号的行为也佐证着这种身份。约翰属于大屠杀叙事中的“中立者”谱系，如《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再见，孩子们》中的神父，乃至《卢旺达旅馆》中的旅馆经理，他们要么属于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要么从事商业、医生、宗教等相对不受政治影响的职业，这类人物的身份便于周旋在屠杀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他们表面上是“中立的”，暗地里为弱者提供某种庇护。然而，约翰作为西方拯救者的代表，他挽救了谁？书娟们要直接依靠西方文明的代言人约翰，与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抵抗日本，必须仰仗美国援助的状况相符。《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辛德勒类似，他经历了从普通人到英雄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异族女性的本能欲望起到了推动作用，纯洁无辜者的惨死则唤起了人物心中的人道主义情感，《金陵》片中摔死在约翰面前的女学生与《辛》片中的红衣小女孩有类似的功能。这种“普通英雄”是很讨巧的叙事套路，自私、放荡等缺点反而让主人公的拯救之举更有人性光彩。当约翰暴露出他心灵最柔软的一面，告知玉墨他为了给死去的女儿化妆才从事殡葬人员的职业，他此时已经从好色的、唯利是图之人，蜕变成了英勇的、人道主义的拯救者，玉墨委身于他的行为有两情相悦的成分在内，不再是赤裸裸的肉体交易。通过这套叙事策略，《金》片通过白人男性（成熟的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女性（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这一图式，影射了战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又竭力淡化中国仰承美国鼻息的弱势地位。用女性的身体来书写历史，这样的“视觉盛宴”带给群众廉价狂欢，激起反日情绪。在全球化的背景，讲求人道的国度，是不合理的，荒谬的。参考文献：[1]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2]谢有顺.身体修辞[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3]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M].北京：三联书店，1996.[4]管怀国.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人物群像断想[J].作家作品研究，2008，（3）.[5]胡平.战后日本社会考[J].随笔，2005，（4）.[6]贺绍俊.在血与火中的一次宗教式洗礼—评《金陵十三钗》[J].小说选刊，2006.（1）.龙源期刊网[7]禾刀.属于十三个特殊女性的史诗[J].人民公安，2011，（15）.[8]宋悦魁.人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金陵十三钗》评析[J].华文文学，2007.（8）.[9]王卉.历史·女性·救赎—评严歌苓《金陵十三钗》[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3）.[10]李佳.苦难与救赎—评《金陵十三钗》[J].安徽文学，2009，（7）.[11]庄园.严歌苓访谈[J].华文文学，2006，（1）.[12]丛鑫.《金陵十三钗》：残酷境遇中人性的审视[J].当代文学，2009，（21）.[13]严歌苓.苦闷的反思[J].台港文学选刊，1995，（1）.[14]胡静.关于生存与人性的对话—对严歌苓《无出路的咖啡馆》的一种解读[J].世界文坛，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