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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上下关系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它也是一个阶级或集团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分工，这是其一般性；但这种上下关系是以一种君主对臣工，甚至是主子对奴才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群体事业的负责往往以对私人的效忠表现出来。这就要求作为下属要十分注意对于事业的参予分寸，为臣者之事主不尽心尽力固属不忠，然如果参与过度或介入不当，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孔子说“谨于事而慎于言”，臣之事君尤其要“谨”。“伴君如伴虎”，君权绝对化达到顶峰的明代，有时大臣每天早晨上朝都要跟家人诀别，下朝平安回来才能松口气，似乎度过了一次危机，那心情，真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碰到喜怒无常的暴君，为臣尤难。(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要求群臣侍宴都必须沉醉，醉后若有犯颜者即予剥面凿眼，那则是一种极致了。)可见旧时代之事上，是特别讲求“谨”的。今天，上下关系有了本质改变，“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下属再也不必保持那种奴隶式的心态了，但在事业的参予分寸上，历史上的许多东西，仍然有其借鉴意义的。要严格把握上下间权力划分的界限，不要自专，不能僭越，忌搞独立王国。邓艾和钟会是魏国后期的杰出人物，在司马懿身后，邓艾是能够指挥魏军和姜维抗衡的主要将领。姜维的“九伐中原”屡屡受挫，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刘禅在位41年，以一州之地，对抗占据多半个中国的曹魏，一直取进攻态势，先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继之以姜维九伐中原，虽然未曾成功，但魏方仅处守势而已。一直到公元263年，司马昭大举伐蜀，朝臣仍多以为不可，最后是钟会和邓艾统率了两路大军，才使阿斗安乐归降。伐蜀之师，钟会统20万大军正面进攻，一鼓作气占领汉中，在剑阁为姜维所阻，虽不得前进，但却牵制了姜维的主力。邓艾出奇兵，走阴平小道，在崇山峻岭间迭阁造桥，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占领江油、绵竹，奇袭成都，使刘禅不战而降，遂使姜维无用武之地，一举消灭了为患四十年的蜀汉。钟会为魏国大臣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少年颖异，五岁时蒋济即称其为“非常人也”。司马昭兄弟征讨淮南时，他参谋帷幄之中，算无遗策，表现出非凡的战略才能，当时被誉为魏国的张子房。他受命伐蜀，封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出师之后，一举席卷汉中--这是连曹操都望而生畏的地方--以后配合邓艾，终于灭蜀。统全国精兵猛将，建不世之功，封万户侯，两位不凡的人物真可谓志得意满了。也就在这时他们也头脑发烧，自我膨胀了。成都投降之后，邓艾自作主张给蜀主及降臣封官，安排部下担任益州及诸郡的刺史太守，并在绵竹筑台以为景观，纪念自己的战功。他在大会上向蜀汉的士大夫吹嘘道：“诸位幸亏碰到我，才得有今天。如果遇到吴汉那样的，早已完蛋了。”又说：“姜维也是个有本事的雄儿，不过遇到了我这个对手，所以才穷迫了。”在司马昭降诏封他为太尉，并增邑二万户之后，他进一步膨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上表，对善后及伐吴等重大国事，提出指令性的意见。司马昭见表后让监军卫__提醒他，重大问题，要请示，不能独断专行。他竟抗表声辩，说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终于使司马昭下决心解决他，下诏书用槛车将他逮送洛阳。钟会统率着伐蜀的主力，一鼓而下汉中，志得意满，不可一世。邓艾表示自己愿意冒险奇袭时，他表面赞许，背后却给以刻薄的嘲笑，断定邓艾是有去无回，不料邓艾却成功了，他便妒火中烧。对于邓艾的独断专行，他幸灾乐祸。后来竟玩弄阴谋手段，截获邓的表章和朝廷给邓的诏敕，挑拨邓艾与朝廷的关系，终于促成了邓艾被收的悲剧。邓艾被收后，他以为自己“独统大众，威震西土”，“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他飘飘然地编织着自己的玫瑰梦，以为自己旌麾所指，可以席卷长安，然后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在他发现司马昭正在严阵以待时，还自信地说：“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做刘备也。”结果他什么也未做成，“出师未成身先死”，未及正式发难，即为乱兵所杀。在诸葛恪进攻合肥新城退兵时，邓艾曾向司马师分析道：“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兢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任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诸葛恪回兵之后，果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