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第四章 古代农牧界限的变迁讲解

04第四章古代农牧界限的变迁讲解中国历史地理（本科）教程2—B：第二章北部农牧界限的历史变迁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大国，大约在1万年前就有了原始农业。以后随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因自然、.条件造成的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差异，剩余农产品、畜产品、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成为.的需要，商业活动也由此兴起并渐趋繁荣。于是相应地出现沟通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商业聚落和城市。在这种复杂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的增长、分布和迁徙，则又是各地区经济发展变化中的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最终形成既有统一经济体系，又有各地区，各部门不同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分类或综合研究以上所述各种经济地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经济的历史和中国经济地理现状的认识。就广义的农业而言，不仅包括植物的生产(种植业)，同时也包括动物的生产(畜牧业)。在中国，距今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进入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不同族群依据所处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经济上各有不同的侧重。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中农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域上的分离，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分工明显。这种地理上的界限，在历史时期由于民族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过较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又为中国地理形势(东、南临海，西部为青藏高原)所决定，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历史上中国北部农牧界限的变迁，大体上应从战国时代说起。战国以前，从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之间，杂居着许多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有的从事狩猎，有的从事畜牧，与中原“诸夏”各国经营的农业区错杂而处。同时列国之间还存在不少瓯脱地带，既非农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难说当时农耕区与畜牧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第一节战国时期自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说，“铁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①。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业耕地成片扩张，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的戎、狄、————————————————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蛮、夷也多吸收农业文化而融入华夏族，进入农耕.。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体的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诸族群仍然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农牧界限状况。它将全国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纯粹农耕区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河上游、西至黄河均在其范围内。但关中盆地自周秦以来的经营，已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只是其北面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及其迤西一带，即西汉时代的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地区，春秋以来为戎狄所居，至汉初仍是一个以“畜牧为天下饶”著称的畜牧区。秦始皇时著名的乌氏倮(luo,第三声)，就在泾水上游一带从事畜牧业致富，以此封君。西汉时代“六郡良家子”娴于骑术，即因西河、上郡、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六郡多产良马之故。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nou,第四声），是比较落后的种植兼渔猎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多马、牛，羊、旃裘（zhanqiu,毡、皮衣）、筋角”的畜牧区。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的龙门山，其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流域，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山西高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而林胡、楼烦故地，仍以畜牧为主。晋西北地区“不事农商”，“屈(今吉县西北)产之乘”，乃春秋以来的名马。碣石，指辽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南方的“姜女坟”礁石（一说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朝鲜大同江附近)，以拒东胡。燕国以农业为主，而东胡族系的夫余、乌桓则以畜牧、狩猎经济为主。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界限大致在燕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主要生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农耕区。综上所述，可知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陕北地区南缘，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再向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太行山，接连燕、秦长城，至今我国辽宁和朝鲜西北部，存在着一条农牧业的分界线。（图一十）但是，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均有少量农作物；此线以南并不是绝无牧业，汉代中原地区的富豪之家，也存在“多其牛羊”的现象，只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至于.地区天山南北绿洲地带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为荒漠所隔，姑且不论。第二节秦汉时期上述农牧界限到秦汉时开始变化。这是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族农业人口大量移入边区而引起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派蒙恬逐匈奴，收取包括今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游牧族群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平原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二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秦始皇去世，蒙恬蒙冤被杀，接着暴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长城”为界限。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段战国秦长城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分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从事农耕的汉族人口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诸多郡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余万。如果不是开辟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生存的。汉武帝元封年间，农垦区向北推进，“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①。眩雷塞在内藏古乌兰布和沙漠西部（一说在伊克昭盟杭锦旗东部）。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北假(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仍置有田官。20世纪60年代在今后套平原西侧的乌兰布和沙区就发现过汉代农垦区的遗址。——————————①《汉书·匈奴传》。汉朝在河西走廊兼并匈奴休屠王、浑邪王诸部以后，设置4郡35县，从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迁去大批农业人口，兴修水利，开辟农田。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有关河西屯田的资料十分丰富。西面拓疆至羌中（今青海湟水谷地及其南北），羌人被迫西迁至青海湖周围及其以西地区。农业人口进入河湟地区，大规模开垦屯田。总之，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限大幅度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存在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达乌兰布和沙漠西部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阴山山脉、漠南长城和居延绿洲北侧，向东仍循着长城抵今朝鲜大同江一线。东汉初年，因匈奴南进，一度放弃从河套至晋、冀的沿边诸郡，迁民于内地。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才恢复北边八郡的建制。其后，南匈奴大批内迁，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并向内地进犯。安帝以后，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郡政府和农业居民都从陕北、陇西—带侨迁到渭水流域，与此同时，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也包括乌桓、鲜卑等族群的诸多游牧人口，入居泾、渭、北洛诸河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北边八郡。其结果就是突破了西汉时代中期形成的农牧界限。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沿边诸郡而从事畜牧业的诸族人口总数约为百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降幅80%）。新的农牧界限向南退缩的具体情况虽不很明瞭，但沿边八郡的大部分土地已转为半农半牧区或农牧交错地带殆无疑问。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使东汉政府对边区的统治无法维持，终于放弃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七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桑乾河上游代郡、雁门二郡的局部。“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些地区几乎全系羌胡所居。三国时期，南匈奴五部三万余落，散居在汾水流域。西晋泰始年间，继续有大批匈奴牧人入居汾水流域。太康年间，有匈奴十余万人入居雍州。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约百余万，而“戎狄居半”①（《晋书·江充传》）。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的大量入居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之加剧，最后导致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农业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大片荒芜，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北方各族游牧部落入居黄河流域后，其中一部分逐渐汉化，从事农耕。例如上党羯族人石勒曾为他人的耕奴。再如《周书·异域传上》记载：稽胡“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亦知种田。”但大多数匈奴、鲜卑、氐、羌还保持着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其聚居地域，仍然从事畜牧业。1、即使由汉族人士建立的前凉政权统治的河西走廊地区，也因境内散居大量鲜卑、氐、羌等族，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晋末，洛阳物资匮乏，前凉以“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为献。○2（《晋书·张轨传》）前赵之兵锋逼临城下，前凉遣使称臣，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口。《西河旧事》说：“河西牛羊肥，酪（lao第四声）过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俘获牛羊为数。可见当时黄河流域北部地区，畜牧业已占相当的比重，农耕地和牧地交错分布，农耕区的北界大约已内缩至渭河平原北缘、汾水中游和河北中北部一带。即关中北山、龙门山、吕梁山脉、太原盆地北侧、太行山脉一线。——————————————①《晋书·江充传》。②《晋书·张轨传》。第三节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魏时期再度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河套地区。鲜卑族拓跋部自迁居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以后，就在五原(今包头市西北)至固阳(今固阳)一带进行屯田。4世纪末，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又在平城周围“劝课农耕”，“为畿内之田”。①在薄骨律镇所在的银川平原，凿渠引黄，灌溉农田，兴办农业，大获其利，并有余粮支援阴山以北草原地带的沃野诸镇。②此后，西魏、北周在河套、陕北地区不断设置郡县。隋代也在河套地区设置丰、胜、云等州。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609)，设置在黄河中游地区和河套地区的18郡，总户数为55万，以每户5口计，约有275万口。据此，足以反映当地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农耕区的扩展。但这时期农牧转化过程呈现出与西汉时期不同的特点：1、不是将游牧族群迁出，大批农耕人口迁入；而主要是原住此地少数民族的逐渐转操农业经济（汉化），当然也有少量汉族人口的迁入，因此这种转化是相当缓慢的，在地域上显出逐渐扩展的态势。2、鄂尔多斯草原经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造成了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在当地干旱的气候、悬殊的日夜温差和强大的风力作用下，其西北部已出现沙漠化的迹象，业经破坏的生态环境再也无法恢复。如5世纪时，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不少“沙阜”，“沙陵”和“沙溪”。○3在这些地区已无法恢复农耕（此言未妥）。大部地方因长期作为牧地，当具有畜牧业传统的民族占据该地后，仍保持原来的游牧生产方式。例如北魏平定赫连夏，攻取秦陇以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④。隋朝在河套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其南方的今鄜县、合川、泾川以南一带，却是“勤于稼穑，多畜牧”的农牧兼营区。由此可见，自北魏以来，在新恢复的河套农耕区以南与传统农耕区关中平原之间，存在着一片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①④《魏书·食货志》．②同上书《刁雍传》．③《水经·河水注》。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在陇右、陕北地区设了许多牧监，发展畜牧业。麟德时(664—665)有马70.6万匹，开元时(713～741)有马44万匹。这些官办的养马机构——牧监，以原州(今宁夏固原)为中心、包括秦、渭、会、兰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