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讨论中心陈新（复旦大学历史系）摘要：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坚持历史实在论，这是坚持唯物主义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在进步观、发展观、历时性变迁，以及在.系统和整体结构中理解研究对象等等观念的指导下描述历史，认为进步、发展、变迁等等事实上乃是被描述的客观历史具有的本质属性。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缺少对历史观念和历史认识的系统性反思，最终将自己认定为历史发现者而非建构者，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的研究则起到的就是望远镜、显微镜或者测深锤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史学实践仍然获得了历史学应有的现实意义。德国思想家梅尼克曾在《德国的浩劫》中认为，19世纪后期，欧洲.政治生活中盛行着两股潮流：其一是.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当.主义预言的革命并未到来时，民族主义先声夺人，并在一些强国成长为帝国主义。[1]极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带着极度的自信和狂妄，将欧洲领入了大战之中。当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以文明之兴衰替代民族国家的线性发展，充当历史阐释的宏观模式，它对西方传统学术思想的冲击，本身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危机已经到来。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在实践中为.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样式，.主义思潮由此进入了一个发展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义潮流的支撑理论之一，毫无疑问，它的发展同样与西方.政治生活的展开密不可分，尤其在20世纪前半期，各种政治思潮的激烈交锋与西方.生活的动荡不安，更加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回避政治立场，它恰恰是要通过对.历史及其构成成份的重新阐释，来表达自己对当前.政治生活的理解与对待现实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带着政治热情，而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在表面上仍然表现出追求客观历史的面貌，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家会如何调和政治与学术这对看似矛盾的要求，使自身能够在表达政治立场之外，同时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可以是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的一个出发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他们所持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正是其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的最好表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历史（history）这个观念有着双重含义。它一方面代表作为研究对象的过去，尤其被认为是一种有着客观实在性的过去；另一方面表示对该对象进行研究的实践活动，即俗称的历史学。这种双重含义的区分看上去比较清晰，然而，当代西方对“历史”这个观念的认识论研究认为，被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并非独立于研究的实践活动之外，相反，它是随着人们史学观的转移而变化；换句话说，史学观对历史观的制约，总是只有在历史学家的反思中才露出端倪。倘若如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主题上，我们是可以用“历史观念”去概括动荡的20世纪中那个特定的群体——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并且可以在他们各自的特殊表现中，寻求他们作为整体的边界。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念首先体现在他们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对他人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反批评之中。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将用“经济决定论”这个词来简单地概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且不论这个帽子戴得是否合适，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要通过.经济领域的历史分析来回答.面临的问题，同时发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会同意“经济决定论”这样一个武断的判断，如果曾经有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坚持过这种观点，那么，在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它也只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霍布斯鲍姆还指出，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也涉及以下内容，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感兴趣的问题中寻找研究课题等等[2]；并且，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都在多数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扩大其影响，不过，在霍布斯鲍姆眼中，这个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产物，却与马克思的思想并无特殊联系。[3]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可以按照某种保持其原貌的方式得到传承。如果对于某种思想的接受，这本身与接受者的时代要求息息相关，那么象霍布斯鲍姆在判定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并非源自马克思的思想时，他仍然没有脱离19世纪以来的实在论历史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前人思想还保存了得以原汁原味承传的可能性，只是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要想实现这一点，接受者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能力，当然，霍布斯鲍姆自认为是具有这种能力的。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本人思想对历史编纂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呈现了一种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霍布斯鲍姆认可这种模式中有着深邃的洞察，也存在错误的假设，而这样的错误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的契机。于是，后人在接受马克思本人思想时阐发的那种不变与变的灵活策略，就在霍布斯鲍姆的简单概述中显露出来了，这是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追求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努力，同时也是融合决定论与历史学家自由意志的努力。不变与变如何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体现出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想要进行阐释的首要问题。不变中延续传统，变化中孕育发展，唯有处理好这个辩证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能既保留“马克思主义”之名，又不在时代变更中被认定为泥古不化。霍布斯鲍姆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既始终坚持.结构的实际存在，又坚持.结构的历史性，亦即重视.变迁的内在动力。”[4]在此，.结构的实际存在乃历史之不变，而.结构的历史性乃历史之变。这种巧妙的对应关系使得后者因为“内在”动力而获得了独立于认识者的变化。当.结构的不变与变均非出自解释者，并且与解释者无关时，马克思的思想就被在霍布斯鲍姆眼中显露出一种客观性，从而具有了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毫无疑问，霍布斯鲍姆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一直坚持.结构的历史性，为此，他将这种洞察赋予了马克思，视为马克思的思想本真的存在，他自己则不过是一个历史真实的发现者和继承者。爱德华·汤普森是另一位发现者。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中，他将阶级看成一种历史现象，一方面，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它是基于某种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关系[5]。阶级的变与不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汤普森以导游的身份领我们进入一个客观的历史之林，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要求我们关注的不是那个已成的结构（现成的阶级），而是那个结构永不停息的构造过程（阶级的形成）。即便人们认为，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伏维尔等，他们从文化观念、阶级意识、集体心理这些方面来赋予自己的研究对象一种动态生成过程，但这些过程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静态结构一样，仍然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实际存在着的。因此，相对于被研究的对象而言，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是发现者，当然，他也会是解释者，只是这种解释目的在于使得被发现之物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样，在被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史学关系，我们用相应的个体来简化要做出的推论，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分析工人阶级、马克思，以及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对于汤普森来说，他阐述的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如果被他认为是一种发现，并且作为研究对象被证明是在.和文化中逐渐形成的，那么，汤普森的史学实践就不可能影响到这种动态生成过程的本质；如果历史研究的对象都具有这种独立于研究者的共性，同时又可以用一种动态生成过程或现象来说明它，那么，我们就该问，这样的认识到底是汤普森及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还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事实上，按照实在论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汤普森只能是作为动态形成过程的那种阶级的发现者，汤普森在行文中总是这样来揭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这种认识为基础，那么，就意味着从马克思到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而只是对动态生成过程的重新发现、只是汤普森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6]。并且，当汤普森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的对象时，这些研究对象也应当被证明为.和文化的历史性产物，拥有一个动态生成过程，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理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应的位置。这样的话，汤普森自己对工人阶级形成之历史性的认识若是要归属于马克思本人，那么，当人们按照这样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对象时，它本应具有的动态生成过程就将变成静止的；若是这种认识归属于汤普森本人，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发展的产物，它就不可能被看成是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加以简单推衍的结果，它的产生必定离不开汤普森及其.和文化环境。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汤普森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现象，历史对象就不可能是被发现的，而只能是汤普森在其时代情境中的构造。换句话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在汤普森描述它之前，未必是实际存在的本然之物。不错，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不过它不是一种无须证明的、作为客观的并且独立于研究者的意志的历史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学）的现象；它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它不是可以客观描述的对象，而是历史解释的产物；它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结晶，而是动态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只可惜，“发现”通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对历史事实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显然，在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实在论历史观，这种近代主流的历史观念与这些思想家的独创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若是将这种冲突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实践情境中去理解，据此提出的问题就会是：在坚持马克思的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力量如果才能体现出来？也许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会这样回答，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即他们的研究始终会围绕着资本主义批判这个大问题展开；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批判当前变化了的资本主义仍有其重要价值。这就好比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古典时期被发现后，目前仍然有其价值，于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性力量就体现在不断地磨砺马克思主义，以彰显其真理性这个过程之中，这样才可能是与“发现”一词相吻合的有关历史学家主体性的恰当解释。二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曾就历史认识提出一种问答逻辑的方式，即如果我们要了解一种思想何以产生，就应当努力理解这种思想产生之时所面对的问题，了解它是针对当时的.文化情境中的什么问题而做出的解答。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那种思想作为答案也就得到了理解。按照问答逻辑的方式来理解的话，激发出思想家的独特性，或者令他产生问题意识的因素，乃是来自于思想家当下情境的刺激。如果这种独特性正是在赋予历史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解释，那么解释历史就意味着构成历史[7]。这是一种可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在论构成挑战的理论。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许多论述中，看到他们对历史的新理解，那么，这种新理解之所以呈现出来，到底是因为史学家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了进展，发现了过去未曾发现的历史的本质属性？还是现实中的新问题刺激了认识者，使他们抛弃以往的认识，而产生了有关历史的新认识，同时构成了新的历史？对前者的肯定回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选择的答案，而对后者的肯定回答则是唯心主义史学家要表明的立场。我们在此将集中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研究目的上仍然保持了一种历史连续性，即它总体上仍然十分紧密地和资本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研究主题上，革命、阶级、劳工、.结构等等依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关注的；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更多地以一种整体的眼光去判断和理解所研究的对象，强调事物的生成必须在一种整体情境中才可能得到理解。主题与方法的结合，更体现出一种“自下往上看”或者“从底层看”的眼光。以整体的眼光去关注下层.，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背景和前景相辅相成的总体效果。1945年之后，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造成的心理震撼、20世纪50年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