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徐梅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

「世界经济」徐梅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徐梅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作者：徐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徐梅研究员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发表《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与20世纪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在经贸政策、进出口市场、汇率变动等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在所处的时代环境、美国在摩擦中的表现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又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中国不仅需要促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内外需协调发展，尽快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且需要深入了解贸易对象的相关法规、.文化以及国际规则惯例等，以缓和、化解当前面对的摩擦，并以更加灵活多样的策略应对今后将会继续增多的摩擦。2021年伊始，美国接连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其频率之高超过以往。随着中国2021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正走向高发期。如何应对美国频频挑起的贸易摩擦，将是今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进行比较，分析二者之间的异同点，以从中获取某些启示与借鉴。一、二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演变由于国际市场的空间有限以及贸易伙伴之间在.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商品结构、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国际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二战后，日本经济逐渐恢复并高速增长，1968年日本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贸易立国”战略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日本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加剧了各国和地区之间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经贸摩擦。其中，日美贸易摩擦最受关注，影响也最大。（一）初发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伴随经济逐渐恢复，日本纺织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迫切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当时，欧洲处于战后复兴阶段，日本与英法等发达国家尚未恢复正常贸易关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殖民地统治下，美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产品出口地。由于日本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对美出口不断扩大，1955年日美之间在战后首次爆发纺织品贸易纠纷，从此拉开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美贸易摩擦主要围绕轻工业品、杂货品等展开，涉及棉织品、手帕、鞋、金枪鱼罐头、陶瓷器、缝纫机、胶合板、玩具等产品。其中，围绕纺织品的摩擦最为激烈。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自1956年1月开始对美出口棉织品实行自愿限制，1957年双方签署《日美棉织品协议》，直到1971年签署《日美纺织品协议》，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才告一段落。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出现顺差，并在此后的40多年里（除1967年和1975年外）基本保持顺差，美国对外贸易政策随之发生微妙变化，日美在钢铁贸易领域开始出现摩擦，并成为60年代中期以后的主要摩擦领域。1969年1月，日本对美钢铁出口启动自愿限制措施。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虽然增多，但所受关注程度有限。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美之间的贸易总体上是一种垂直关系，日本没有对美国构成明显的竞争。虽然日本对美出口不断增加，但在60年代中期以前对美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逆差状况，1961年曾达到10.3亿美元。另外，美国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十分重视发展日美伙伴关系，如通过定期召开美日经济相关会议等，及时沟通和解决美日经济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二）频发时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上半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经贸自由化快速发展，日本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对美出口继续扩大，除个别年份外对美贸易都保持顺差，日美贸易摩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重心从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日美间贸易摩擦的领域亦从钢铁扩大到家电、录像机、船舶、汽车、半导体等。到80年代中期，日美间的钢铁贸易摩擦落下帷幕，双方政府达成协议，日本对美钢铁出口实行自愿限制。在此期间，日美围绕彩电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自1970年8月起，美国对日本制造的电视机及相关产品先后采取停止验关、认定倾销、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征收倾销税等措施，抵制从日本进口。继彩电之后，日美间围绕汽车领域的贸易摩擦更加引人关注。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具有节能省油特点的日本汽车等交通工具在美国十分畅销，对美出口迅速扩大。1980年2月，美国汽车劳动协会要求日本对汽车出口实行自愿限制。次年5月，日本决定将1981年度、1983年度和1985年度的对美汽车出口量分别控制在168万台、185万台和230万台。除汽车外，1983年4月，美国开始对来自日本的大型摩托车进口实施特别关税配额措施。日美间围绕汽车、摩托车等产品的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90年代前期。此外，这期间美国还要求日本对从美国进口的牛肉、橙子实行自由化，日美两国在税务、技术专利等领域也开始出现摩擦。全球贸易摩擦的实践表明，当摩擦扩大到半导体、汽车、通信产品等涉及国家安全或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时，双方妥协的难度增大，摩擦会进一步升级。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一方面继续要求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国内也采取相应的限制进口措施等，另一方面开始重视本国产品对日本的市场准入问题，要求日本对外开放农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业等市场。（三）全面升级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上半期）由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加上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高利率政策，加剧了日美间贸易不平衡。1980—1984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24.2%上升到35.2%，而自美进口的增幅明显低于对美出口，贸易顺差扩大至330.8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日本四大经济团体——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商工会议所的会长在1986年初会见记者时均表示，解决贸易摩擦是日本最大的课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1985年9月，美国召集西方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广场协议”，使西方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日本则成为美国施压的主要对象，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与1984年度相比，1986年度日元对美元汇率平均升值52.8%，到1988年度涨幅更达90.4%。这一轮日元升值的幅度之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之深，至今仍为各界所议论和探讨。当日元升值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后，美国又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1988年，美国出台了“新贸易法”，强化“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即启用所谓的“超级301条款”。根据该条款，美国有关部门可以对其认定的贸易对象国的不公正交易惯例等行为进行调查，并就取消该交易惯例等发起谈判，如果与已认定的问题国谈判在三年内没有结果，则可对该国采取报复性措施。日本成为美国实施“超级301条款”的主要对象。1989年1月布什总统执政后，美国一边高举“自由贸易主义”大旗，一边积极运用“新贸易法”，在对日钢铁、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贸易摩擦中都动用过“超级301条款”。尽管美国动用了汇率、法律等手段，但都未能有效缓解日美贸易失衡和摩擦问题。面对日本强大的竞争力，美国的舆论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日本与过去的西班牙和英国一样，其经济力比苏联的军事力更威胁美国的安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对日贸易摩擦中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这一时期，日美间的经贸摩擦不仅涉及农产品、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等制造业领域，也扩展到建筑、金融等服务业以及投资、商业惯例等方面，美国指责日本的经济结构、制度、商业习俗等阻碍了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在美国的要求下，1989年7月，日美就双方经济政策、制度及企业行为、商业惯例等结构性障碍进行磋商，并于1990年7月发表最终报告。美国在储蓄、投资、土地政策、流通体制、价格形成机制、企业系列制、商业惯例等方面要求日本改善一些“结构性障碍”，日方也向美方提出了促进储蓄投资平衡、振兴出口、培养熟练劳动力、加强研究开发以及促进企业投资、改变短期行为等要求。(四）逐渐消退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产业竞争力下降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开始致力于结构改革，不断放松国内规制，对外开放市场。同时，中国等新兴市场迅速发展，对美出口不断扩大，日本原有的优势产业面临挑战，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发生变化，对日逆差收缩。1996年，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日本所占比重从1991年65.0%的峰值下降到28.0%，随之日美间的贸易摩擦逐渐弱化，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趋于平稳，日美贸易摩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美国在全球贸易摩擦中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其对外贸易收支巨额逆差以及对外贸易摩擦依然持续，有所改变的只是逆差来源地的更换。据美方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贸易收支逆差中，对中国的逆差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对日贸易逆差占比呈下降之势。到2021年，在美国4361.1亿美元的贸易收支逆差中，对中国的逆差所占比重升至19.2%，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2021年以后，在美国贸易收支逆差中，日本所占比重降至不到10%。二、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对外贸易规模急剧扩大，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趋于增多，其中尤以中美贸易摩擦最受关注。1.改革开放后摩擦出现并逐渐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之间就已出现过贸易摩擦，但并未受到各方重视。到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解体，美国开始将更多的精力转向经济领域；中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领域的产品对美出口大量增加；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从日本转向中国。1990—2021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增加到61件，涉及纺织、化工、五矿、土畜等产品。摩擦也扩展到知识产权、最惠国待遇、中国入世等方面，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在初期就表现为非单纯的经济问题。2.中国入世后摩擦明显增多。进入21世纪，中国正式加入WTO，随之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美国对华挑起摩擦的领域从货物贸易延伸到履行入世承诺、人民币汇率、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方面。手段以反倾销、设置配额为主，并开始利用WTO审议机制。据WTO统计，2021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两年间，从全球反倾销立案数来看，中国占三分之一左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3.国际金融危机后摩擦进入高发期。2021年9月，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中国，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中心，也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挑起对外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2021年中国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分别为73件和10件，分别占全球同类案件的35%和71%，中国是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WTO成员。美国则是对华发起调查案和实施制裁的最主要国家。譬如，2021年10月，美国就中国对美出口的光伏产品作出最终裁决，决定实施18.32%—249.96%的反倾销税率和14.78%—15.97%的反补贴税率。随着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太阳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品仍将是今后全球贸易保护的受害者，中美贸易摩擦会有增无减，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2021年前三个季度，在美国发起的“337调查案”中，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占44.1%，达15起，居于首位。刚刚步入2021年，1月23日美国再次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形势，回顾20世纪中后期的日美贸易摩擦，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一）集中大量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导致摩擦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