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

中国音乐史最近学习了中国音乐史，读书笔记如下：一、光辉的开端（史前-公元前16世纪）现代考古发现，中国音乐的历史比黄帝时代古老！出土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像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由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由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二、钟鼓之乐（公元前16世纪-前221年）这一段历史长达1300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统一中国。它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后则属后期。这两个时期既有共同之处，即以“钟鼓之乐”为主，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商代人尊事神鬼，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侍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商代音乐发展水平之高，可见与乐器。商代乐器十分神气，有声有色，品种数量均强于夏代。当时重要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钟和磬。商代高度发展的音乐，为周代打下良好基础。“雅乐”，指周地音乐（舞蹈）。周代是最早对“礼”和“乐”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又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钟磬鼓这一类乐器得以长足发展，应该承认是贵族.所作的准确选择。这种按礼乐制定规定不能变动的音乐，随时间推移变成无味的“古乐”，萎缩僵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春秋，“礼崩乐坏”。各地区原来只能在.下层流行的当地音乐随之而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孔子维护礼乐制度,孔子去世后，各地方音乐影响更加扩大，.上称之为“新乐”。“新乐”不再像“古乐”那样被礼乐制度堵死，而是按音乐自身规律发展。各地“新乐”兴起后，不但在当地发展，而且进一步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得到空间的交流。春秋中晚期的楚国编钟一套十三枚，备有完整的十二律，包含了演奏各地音乐的可能，它们应该是各地音乐大交流的反映。战国时代重视的是战争和治国方面的学问、人才，而且连年战争，对经济和文化造成的破坏很为严重。雅乐已基本无存，“新乐”的发展也受到了阻滞。西周以来，乐队体制日趋完善，到战国初，不但乐器品种繁多，音色、音量都已十分可观，制作也非常精细，对音准和音质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史称周代开始对乐器以“八音”进行分类：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八类乐器足以构成庞大的钟鼓乐队，其中尤其以钟和磬最为重要。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他乐器，是迄今所见最庞大的钟鼓之乐的乐队编制。从排列来看，已考虑到把高低音分开及突出当中主旋律。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达5组，其中间约三组十二音齐全。所有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无不制作精良，性能良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有些甚至连今人都无法企及。三、歌舞大曲（公元前221-公园960年）这段历史将近1200年，前一时期包括秦、两汉、三国、晋，后一时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共同特点是：歌舞大曲是音乐的主要形式。区别：前一时期汉族音乐是主要音乐成分，后一时期经过历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乐大交流而达到了歌舞音乐的巅峰。秦立国很短，只有14年时间，却开创了乐府机构。“乐府”就是搜罗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机构。汉承袭了秦的制度。乐府在汉武帝时受到格外重视。乐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相和歌”相和歌的结构形式比较多样，既可以一曲到底，不分段落，也可以分为两个以上段落，每个段落成为一“解”。结构较为大的，后来也称为“大曲”，“大曲”有时前面有相当于引子的“艳”段，后面有尾声性质的“趋”或“乱”段。这样的结构形式，已可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或情感。相和歌的五个基本调名叫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前面三调在晋以后为清商乐专用，又称“清商三调”。清商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东晋政权南迁后，南方音乐随着有了显著的位置。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地歌曲在战国时本就有名，现被称为“吴声”，长江中游早就出名的“楚声”在新的时代叫做“西曲”。吴声和西曲南迁后带来的以北方民歌为主的相和歌合流，当时给了个新名字，就叫“清商乐”，也称“清乐”。吴声和西曲都是短小的歌曲，一般为四句，有时在前面加一引子，或后面加一尾声，称为“和”或“送”。与相和歌的“艳”、“趋”（“乱”）不同的是，相和歌的这些段落有时并不唱歌（估计应为器乐段落），吴声和西曲则一律是唱歌的，而且多半是合唱。秦汉以后，钟、磬在乐队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竽、瑟代替，一钟双音慢慢就失传了。汉以后新发展起一种音乐形式，叫“鼓吹乐”。中国在公元4世纪初永嘉之乱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的北方，又经历了一次比汉末更大的动乱。其后约300年的分裂和战乱，更给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个民族的文化却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可算是稍有弥补。值得专门提出的是乐谱的产生。就现有材料我们可知，中国乐谱产生的很早。各族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大交流，随着隋、唐.的相对安定，进入了融合、消化、吸收的历史阶段。-唐代发展形成的“大曲”，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形式。其形成显然也与音乐交流分不开，并非汉魏大曲自然发展的结果。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二十几段，三十几段甚至五十几段的。典型的大曲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包括若干段。“散序”是第一部分，采用节奏自由的散板，纯器乐表演。第二部分叫“中序”，多数是慢板，又叫“拍序”（节奏固定）或“歌头”（也唱歌为主）。最后部分称“破”，节奏逐渐加快，以至极快结束，又称“舞遍”（以舞蹈为主，有时唱歌）。隋唐时期新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歌，后来乐工也模仿创作曲子。一方面新的曲子还在继续产生，另一方面旧的曲子经过.筛选，基本固定下来，这些较为固定的曲子，包括前代流传下来并经过筛选的乐曲，例如大曲的某些段落，便是曲牌（文学家称之为词牌或词调）。曲牌的诞生，宣布了一个新的音乐体系行将诞生。曲牌产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将曲牌作为音乐素材，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手法，新的音乐结构、组合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从那时起一直贯穿至今，从而影响其后历史上市民音乐的整个进程。四、新音乐品种的形成和声乐器乐的全面发展（公元960-1911年）这一历史阶段包括宋（辽、金）、元、明、清，其特点是：不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歌舞音乐继续有所发展，而且形成了许多新的音乐品种，从而使声乐和器乐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基础。中国音乐在隋唐以前一直被深锁在高门大宅里，到宋代以后，进一步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宋代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宋以后事实上已是市民（平民）的音乐史。“看棚”（“勾栏”）内表演的艺术品类非常丰富，其中有关音乐的就有嘌唱、唱赚、鼓子词、诸宫调、杂剧等多种。这些都是宋以后新出现的音乐门类。嘌唱和唱赚是艺术歌曲。嘌唱是取现成的令曲小词，经过变奏、变调处理而进行演唱的音乐品种。唱赚则选择一些流行的各区，组织在同一宫调内，前加引子，后有尾声，歌词从头到底只用一韵。唱赚的伴奏乐器又笛（横笛）、鼓、板。唱赚首先将曲牌连缀组合，并由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曲式结构。鼓子词和诸宫调都是说唱，其说和唱都得围绕一定的故事内容展开。但鼓子词音乐较简单，往往反复演唱同一曲调，不过它有伴唱，可以减少一些单调之感。诸宫调比鼓子词前进了一大步，它的特色在于结构，它把同一宫调（调高）的一些曲调（即曲牌）联合成一组；而各组之间的宫调却不相同（所以叫做“诸宫调”）。诸宫调是在唱赚基础上的再创造。诸宫调的伴奏乐器也与唱赚相同，即笛、鼓、板。诸宫调在曲牌组合、宫调转换、体式变化等多方面作出的总体性创造，为中国音乐发展史树起了一块里程碑。“杂剧”最早见于唐代，没有今天“戏剧”的意思，到了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第一段为艳段，第二段是主要部分，第三段叫散段，三段各一内容，互不连贯。北宋末南宋初，也就是12世纪，南方也产生了一种与宋杂剧不同的戏曲南戏，又叫戏文，又因为产生地在浙江温州，所以又叫温州杂剧、永嘉杂剧。1234年金亡于元，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和诸宫调基础上兴起的新杂剧，它既与宋杂剧不同，也与南戏不一样。形成了元杂剧和南戏并行发展的格局。元杂剧和南戏不同之处，不但在结构上前者为“四折一楔子”，后者以“出”为单位，普通一戏即有二三十出之多；音乐分类上前者所用为“北曲”，后者为“南曲”，而且在于前者四折始终由一个男主角（“正末”）或女主角（“正旦”）唱，其他角色只能说话不能唱，即使唱，也只能唱与主角的套曲无关的短小曲调，而南戏却是一般角色都能唱，也没有宫调限制。显然，南戏较元杂剧可塑性强些，因此就更有发展的潜力。元代中期，形式比较自由的南戏首先采用北曲与南曲共同构成“套数”（即套曲），称为“南北合套”，使戏剧的音乐兼具南北之长。元杂剧后来也用“南北合套”，不过那时杂剧已开始走向衰落。唱赚、诸宫调、南北曲的音乐，在后来的昆曲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宋以后得到明显发展的另一类“平民音乐”是“文人音乐”，主要是琴乐。自宋以来，琴一直在文人中间传承不歇，明代以后，更刊印了大量的乐谱（包括乐器介绍、演奏技法和美学理论），琴乐的流传构成了中国音乐史上很奇特的一页。明、清时期，说唱和戏曲的品种越来越丰富，成为音乐最重要的两大体裁。说唱以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后称大鼓）以及流行南北的牌子曲为主。大鼓的主要伴奏乐器为鼓、板、三弦。弹词和大鼓的音乐已不再采用曲牌联套的结构，而用板腔体式，即主要以节奏形式的变化作为乐曲结构的支柱和乐思发展的手段。这一结构形式恐是积累并总结了曲牌运用中的变体规律，并强调了由汉语特点形成的文学上的对偶句式影响下的音乐句式结构而最终形成的，它的基本素材只有一对上下乐句（或四句），整首乐曲即以这一对上下句（或四句）作各种自由反复构成。牌子曲是由历来的南北小曲（曲牌）作为音乐主体的，各地牌子曲的名称不同，有的称清音、清曲、文场等等。牌子曲突破了南北曲只用同宫调曲牌入套的限制，往往在一套内运用不同宫调的曲牌，用转变调性造成音乐的对比、发展。明代（1365年以后），南戏又逐渐崭露头角称为“传奇”，当时流行浙江的有余姚腔、海盐腔、流行江苏的有昆山腔、流行江西的有弋阳腔。但只有昆山腔和弋阳腔流传了下来。昆山腔原只盛行于苏州。明代中期，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创立“新”腔，称为水磨调，用于清唱。后来魏良辅的友人、剧作家梁伯龙又就水磨调写了剧本《浣纱记》，水磨调终于搬上了舞台，并很快压倒了其他一切声腔，一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戏曲，并流传南北各地，这就是昆曲。昆曲在明末已显示出衰落景象。明末清初（17世纪中叶），新的戏曲声腔在南北各地纷纷兴起，而且此起彼伏，名目繁多，后来以梆子腔和皮黄腔影响最大。它们的音乐结构形式，都不是如昆曲（包括以前的南北曲、诸宫调、唱赚）那样的曲牌联缀，而是上文提到过的“板腔体”。说唱和戏曲都有用板腔体的，到底谁先谁后，还难下结论。而戏曲音乐的板腔体大约是因为须直接表现戏剧情节的原因，比说唱音乐的板腔体要成熟得多。其他许多影响范围较小的戏曲（通称为“地方戏”）大多仍以“曲牌”为音乐的主要结构成分，曲牌来源则以当时当地的小调、或说唱，或歌舞音乐为主。昆曲、梆子、皮黄腔（清中期以后称为“京剧”）和多数早、晚不同的地方戏都一直流传至今。在戏曲乐队中，旋律乐器称为“文场”，锣鼓称为“武场”，锣鼓已与旋律乐器平分秋色，而执板又兼奏板鼓者便成为戏曲乐队中的指挥。明代大学者朱载终于由计算方法的改变而求得了12律之间完全平均的音高关系，这就是12平均律，朱载称为“新法密律”，即由新方法求得的各律之间最精密的比率。这一发明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