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的“玫瑰”张爱玲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

凋零的“玫瑰”张爱玲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凋零的“玫瑰”:张爱玲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关键词:张爱玲病态女性形象摘要:张爱玲是一位注重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女性作家。作品中,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审视挣扎于洋场中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匠心独运地刻画了以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女性的生存困境,物质欲望的无节制膨胀及作者女性意识的凸显等因素是其作品中病态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出现了一位特立独行且才情出众的女子,她就是以一部《传奇》而闻名的张爱玲。她总是冷静地审视着动荡岁月中芸芸众生的人生百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的欲望,直探人性的本真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呈病态,她们如凋零的“玫瑰”,凄婉而哀美,冷艳而狰狞。一、洋场.中,为生存而挣扎与抗争的病态女性张爱玲小说的创作背景大多选择了20世纪初上海的洋场.。当时的上海动荡不安,时代新旧交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外来文化又不断侵入,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似乎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本土与外来的意识形态在人们脑海中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乃至融合,而在这种碰撞与交融中产生的矛盾力推动人们滑向更深的欲望漩涡。这一时代的女性则深陷在封建礼教和人性压抑的窘境中,她们深刻地认识到谋生才是生活的本质,于是物质就成为她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目标。她们为了生存,上演着一场场“没有名目”的斗争。也正如此,女性也渐渐远离了“常态”而趋向“病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现代女性葛薇龙便是这类女性的代表。葛薇龙,本是上海一破落户家的小姐,投奔到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那里。她明知环境不好,但她还是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直,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去说,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瘾了”{1},她彻底被生活改变了。面对生存困境,她选择了投靠姑妈,依靠金钱的力量帮她读书,但是到了后来,薇龙终究还是抵抗不了洋场.的种种诱惑,最终选择留了下来,留在那个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2}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只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3}。她为了生存而成为了姑妈手中的一枚棋子,也终究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与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的“出淤泥而不染”的有力嘲讽。《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集中体现了生存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白流苏遭遇了不幸婚姻,哥嫂为了她手里的钱接纳了她。等钱花完后,哥嫂又撕破面具,大骂流苏是没有廉耻的、满身晦气的女人。面对被驱逐出门的悲惨命运,流苏感到渺茫与无助,她想尽力摆脱这个家庭,她想出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要想摆脱这种生存困境,对她来说,最好的途径就是婚姻。于是,她凭着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在见到别人给妹妹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时,她抛开顾虑,去勾引范柳原——一个有良好经济基础又欣赏她的男人。她将婚姻当成了一条维持自身生存的有效途径。而一场战争则成全了费尽心机的她,赢得了受人尊敬羡慕的富翁太太的地位。从表面上看,收场是流苏理想中的圆满,但更多的却是空荡荡的惆怅。她努力抓住了婚姻,赢得了物质生存的保障,却迷失了自我。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从对生存困境的反抗来看,白流苏是胜利者。但实质上,她是从一个物质的困境又深陷另一个精神的困境之中。二、物质欲望冲击下的泯灭了母性的病态女性张爱玲很小便看透了世事,懂得金钱的好处,就像她自己所说:“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4}后来向母亲要钱的种种尴尬更是让她体会到钱的威力与魅力。在她看来,那横在母亲和儿女之间的金钱,慢慢吞噬了母女间的温情,使得母性逐渐丧失。为了金钱,病态的母亲甚至不惜押上儿女一辈子的幸福,在她们的手中,亲情也成了帮她们得到金钱而残害亲人的工具。《传奇》这部作品集中,就集中揭示了金钱是导致母性扭曲的重要原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半生缘》中曼桢的母亲顾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的母爱都已被烙上了深深的金钱的痕迹。曹七巧,牺牲了青春与情欲换来一份家产,为了守住这份自己半生心血换来的家产,她谨小慎微,为了将儿女牢牢牵制在手中,她不惜教儿子吸大烟,逛窑子,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幸福。她不光自己成为孤家寡人,需要儿女的陪伴;她的儿女也一同成为了孤家寡人,远离了常人的生活。曹七巧的一生始终活在对金钱的渴望与恐惧中,金钱既是她身份的“确认者”,同时又是她人格的“操控者”。深陷在金钱泥淖里的曹七巧“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不给自己快乐,也不让子女快乐”(夏志清语),金钱扭曲了她的感情,也吞噬了她的母爱,剩下的只是疯狂的自虐和虐人的疯狂。可以说她的一生是苍凉的一生,她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被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对金钱无可自抑的占有欲是造成她病态心理与扭曲人格的首要原因。《半生缘》中的顾太太,作为家里的长辈,不仅对曼璐的堕落持默许态度,更是在曼桢被姐夫强暴囚禁时充当帮凶。曼桢被困后,她本来是唯一可以救她的人,但是“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钱这东西,确实有一种奥妙的力量”{5}。在金钱面前,她思来想去,终于还是屈服于“钱”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年轻时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富翁做四姨太,目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然而富翁老公似乎死得太晚了,而自己最富华彩的青春与生命只能在压抑中度过了。多年后,当她成为富有的遗孀后,在.享尽了物质的好处,不断地举行着上层.的交际活动,过足了.逸放荡的生活,“她一手挽住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晚清末年的.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6}。她不仅对丫头吆五喝六,而且使亲侄女葛薇龙心甘情愿地堕落,为她勾引男人,最后沦落到和妓女的区别仅仅在于“她们是不得已,而我是自愿的”{7}。这些泯灭了母性的母亲们无一例外地在亲情和无情之间选择了后者。钱的“好处”就在于它凌驾于一切物质之上,这也正是张爱玲一贯的清醒与冷酷。三、女性意识关注并作用下的病态女性张爱玲“传奇”世界中的女性几乎都是病态的,那么张爱玲为什么会刻画出如此众多而又让人既憎恶又怜悯的病态女性,其实,这也与作家自觉的女性意识是分不开的。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形成比较早,她曾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中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8}当然,这种女性意识是朦胧幼稚的,但却可以看出她女性意识的萌芽。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是一典型的封建遗老,“挥霍祖业、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太、狂窑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9}。她曾说:“他(父亲)曾扬言用枪打死我”,“把我监禁在黑屋子里”{10}。在她逃离父亲到母亲家后,时间不久,敏感的她发现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柔和了”,“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11}。这个破碎的家庭带给张爱玲内心的是压抑与苦痛。她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天空永远是低暗的,所以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她独自观察,体验这个世界,逐渐磨炼出一个现代女性锐利的眼光,磨炼出一个对周围人、对复杂喧嚣的都市独立分析的头脑。张爱玲创作小说总是以她独特的女性眼光去洞察女性,再现历史与自我双重负荷下的女性自身价值的失落与寻觅;自觉地从女性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剖析人物病态成因。张爱玲以一种背离传统女性美好形象的创作观点去刻画女性,所以,病态女性的出现绝非偶然。“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12}张爱玲总是习惯用刻薄而准确的语言,做冷眼旁观的叙述,极尽讽刺,而芸芸众生的生活悲剧在她笔下则更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前朝的遗老遗少或有闲阶层的怨女弃妇,她们身上看不到中国女性传统的勤劳、善良、质朴的美好品质。她总是试图站在人类生存的高度来关注女性和人性,还原人性的本真状态,因而她的悲剧有着更深的意蕴。探究病态为何而来?其实病态就根植于人性之中。女性自身受鄙视被忽略的原因不仅仅是来源于外界的封建意识、男权意识,而且还源于女性骨子里存在的与生俱来的依赖性与贪婪性。正因如此,她们逐渐远离了自己真正的幸福,最终走向了病态甚至没落。张爱玲笔下的病态女性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浓烈的况味,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