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一年以前,我从大学毕业出来,就在一个中学校教书。开始当教师的时候,我是很不安心的。原来我的志愿是做一个新闻工作者或翻译家,最不愿意做教师。我认为那是一种不需要多大本领的、最没有出路的工作。当我听说这个学校有一位教师曾任教四十年,一位做传达的工作了三十年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如果叫我也在这个地方呆上三、四十年的话,那是多么可怕啊!但我随即安慰自己,人的一生变动很大,将来我一定有机会另调工作的。由於我有了这种思想,在工作上就抱应付的态度,对於教学业务不钻研,学习上另搞一套,为将来“所理想的职业”抓本钱;平日既不接近同学,也不想去了解她们的学习和思想,这样一学期混下来,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直到第二学期,我担任了班主任,这个工作本身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才转变对教师工作的认识。班主任要全面地照顾一个班上几十个同学的学习生活,学生们的无论什么问题都信托着班主任给她们解决。而这些学生又是各种各样的。每个人都有她的特点。在我班上就有几个突出的脾气怪僻而成绩又不好的同学。起初我对她们的印象很不好,但是当我进一步地了解她们以后,我转变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被认为是“坏学生”的梁爱灵,她小的时候因病脸上长了一块很大的白斑。从此,不论她到什么地方,总有一些人把她当做“怪物”似的注视着,在学校里也有一些同学不愿接近她,使她感到非常痛苦和不安,甚至於对人生都感到厌倦,不求上进,因而完全放弃了学习。另一个学生叫孙端仪,小时候她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她被异母哥哥卖给人家作童养媳,备受虐待。由於她很少得到人间温暖,因而对人也就冷酷无情,有一次我问起她的志愿,她说:“混一天算一天,我还有什么志愿!”这两个同学对人生抱着消极的态度,是不应该由她们自己来负责的。但是对於我来说,一个人民教师,能够听任仅仅因脸上有一块白斑的青年就厌倦了无限美妙的生活吗?我能让一个在旧社会里曾遭到歧视和冷待的少年永远看不见新社会的温暖吗?这时我感到自己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必须引导这些少年走向人民需要她们所走的道路。我记得党曾经教育我们,对於一个人的思想来说,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就围绕了这个问题反复地向梁爱灵进行教育,并且加强了对她的关心和帮助。果然,很快地梁爱灵就有了转变。当她放下了思想包袱以后,曾经激动地对同学说:“刘胡兰之所以光荣伟大,并不是因为她长得面貌美,而是由於她对人民有贡献。”过去同学们组织校外文娱活动,她老不肯参加,但现在她却主动地要求参加了。由於她对於人生观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因之在学习上也用功起来了。至於孙端仪,在我们师生的共同诚心和帮助下,也改变了她过去对於人生的消极看法。端正了学习观点,本学期她已考进了医士学校。从这两个同学转变的具体事例中,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我深深体会到人民把这一批正在成长的少年委托给我们,要求我们把她们培养成为德才兼备、身体健全的人,要发扬她们的优点,克服缺点,使她们一个个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不正是最崇高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吗?它显然不是我过去所认为最没出息和不免要本领的工作,而恰恰是一种极艰巨的细级的教育工作。当我转变了对工作的认识以后,就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首先我所考虑的是如何作好一个班主任。开始的时候,班上所涌来的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真把我纠缠得喘不过气来,我曾经为一些个别同学的问题东奔西跑,把整个班上的学习、锻炼和生活反面放松了,因此越忙越没有头绪。当时领导上和旁的班主任曾给我指出工作中的缺点来,我就注意改进工作方法,阅读了一些书籍,学习了《矛盾论》,初步地懂得了一点教导办法。如首先找出班上的主要问题加以解决,突破一点,带动其他。在我班上的一般问题中就有团结问题、课堂秩序、自习时间的支配、如何端正学习态度等等,究竟什么是最主要的问题呢?我想: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学习的主要方式是课堂教学,因此必须首先搞好课堂秩序、而搞好课堂秩序又必须依靠积极分子。於是我先集中力量抓紧对积极分子的教育,并配合了其他任课教师的共同努力,慢慢的把课堂秩序转好了。如过去班上最不守纪律并常与班委会闹对立的赵维美、董令仪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们说:“过去上课时不做小动作就会难过,但现在上课时如果再做小动作反而感到难过了。”班上开班委会时,也一改过去那种乱嚷嚷的现象,大家都能服从班委会的领导了。这样、工作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克服了忙乱现象,使整个班上的学习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有时由於自己的主观急躁,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或教训,它都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更鼓舞了我在工作中前进的信心。现在假如再有人问我:“你愿意在这个‘小小角落’里呆上三、四十年吗?”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仅愿意,而且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贯注到工作中去。”因为我巳下定决心献身份人民教育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