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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研究跋苏轼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的链条当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不管宋代统治者如何想方设法禁止苏轼文集流传，但苏轼的声名，代代相传，跨越时代。苏轼的人品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的诗坛领袖，文艺泰斗。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为苏轼门人，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生前，门人遍天下；苏轼身后有毁有誉。在他逝世后不久，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又发动党祸，“籍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大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十二月又诏：“诸邪说诐行非先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崇宁二年四月，诏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墓志，同时毁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文集。统治者的禁令，并没有控制苏轼文集的流传：“人们改称苏轼为毗陵先生。”朱弁曾记录这段事迹：“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人们对读苏轼文苏轼诗的热情比下禁令前更狂热了。费衮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携坡集出城，为门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在宋人笔记中，还有两则故事令人感动：一是碑工的义气。王清有记述：“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刻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好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一是记强盗敬爱苏轼。洪迈记述：“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理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爇甚众。两人皆剧贼，而知爱敬苏公如此。彼欲火其书者，可不有愧乎？”从百姓到强盗，都对苏轼怀着深深的敬意。何况文人乎！崇宁五年正月，慧星出现，尾长竟天，太白书见。有一夜，雷雨大作，击碎党籍碑。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是时，徽宗惧天怒，二月遂罢蔡京。靖康元年金兵围京师，檄取东坡文集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徽宗在外来的压力下，诏复翰林侍读学士。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绍兴九年庚申申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乾道六年庚寅赐谥文忠。再崇赠太师。九年癸巳复诏有司重刊东坡文集。理宗端平二年乙未正月，诏从祀孔子庙庭，位列张载、程颢、程颐之上。据王文诰整理记载：苏轼逝世后，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士君子奔吊于家，秦陇楚粤之间，车尘马迹，所至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陈师道方官京师，闻公讣亦卒，张耒在颖州举哀制服，坐贬黄州安置。黄庭坚悬像室中，奉之终身。不久，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废黜而逝世。子由泣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米黻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八周御魅能旋，六合著名犹窄。”钱世雄曰：“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室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李廌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廌布衣也，文出天下诵之。”苏轼诗，在逝世后几年即广为流传。崇宁、大观年间，有赵云（次公）、宋云（援）、李德载、程縯四家的《苏诗四注》，继有赵云（次公）、宋云（厚）、程云（縯）、宋云（援）、新添云（林子仁）作《苏诗五注》，“四注”、“五注”皆编年注，出于北宋。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编辑苏传，复有师民詹、任居实、孙绰、李尧祖四家接踵于后，其体例一本于夔而取编年五注，并纳入之，是为“八注”，“二十注”。嗣后又有王十朋、张器先等据三十一家编年分类汇集注，赵夔所编诗集为《苏诗十注》，王十朋编的为《苏诗百家注》。后来，范成大又劝陆游重新编注苏诗，没有实行。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几十年的功力，对苏诗重新增编补订，刊版于南宋嘉泰三年，这部注本以其繁徵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赵夔等编注家们对苏轼都进行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赵夔说：“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学术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窥测藩篱，况堂奥乎！”王十朋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评东坡诗：“援据闳博，旨趣深远。”他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实际上，陆游对苏轼的作品，领会是很深的；越是这样就越感到注苏诗的难度之大。他向范成大举出两个例子，问他将作何解释，如“‘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归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当若为解？”范成大答曰：“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祐诸人，故曰：‘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陆游说：“此某之所以不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致，尽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谓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至如‘车中有布乎’，指当时用事者，则近而易见。‘白首沈下吏，绿衣有公言’，用以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故此句之意，戏言其上僭。则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因为诗语深语缓，未易窥测，故范成大叹息说：“如此诚难矣。”理解苏诗，在南宋的上层知识分子已认为如此艰难！自宋到今，注解苏诗有百家以上，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陆游曾记载苏轼文章在南宋影响之广。他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到了金代，诗人们对苏轼诗文的横放超迈的格调，多所评论。王若虚云：“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王若虚肯定苏轼与秦观、黄庭坚的高下的比较。认为苏轼是文中之龙，理妙万物。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有诗评论：“奇外天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又云：“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这二首诗对苏诗是褒是贬，历代争论不一。郭绍虞认为：元好问诗，格实近东坡。翁方纲《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挪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意言。”元遗山学习苏诗，已为后代诗人所共识。潘德兴《论遗山诗》云：“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新态无端学坡谷，未须沧海说横流。”指出元好问诗接踵苏诗。所以元好问论苏诗，虽指出苏诗毛病，但并非贬抑，而是言简意赅评论其达到艺术高度之后的不足处。在二百年来诗人多学坡谷的热潮中，也指出苏诗的瑕疵所在。元代也不乏人学苏轼诗。袁桷曾为周权《此山集》作序曰：“称其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许有壬《怀坡楼记》云：“苏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间，后世学者无所容喙。尚论其平生忠义而迹其出处，有不能不为之浩叹者焉。”直至明代，学苏又掀起了新的高潮。这时，不仅学苏诗，而且崇尚苏轼文章、人品；尤其把学苏文与科举联在一起。钱一清在《序苏长公合作》中说：“长公之文，如太仓给粟，人得共饱。”苏轼的文章，已成为一代文士的精神食粮。明代更多的是出版苏轼选集，益加以评点，全面评介苏轼的学问、人品及功业。王世贞说：“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苏公才甚高，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王世贞对苏文的喜爱，已到了读苏文可以提神醒脑的程度，他说少年时读苏文情景：“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至。”明代评文，多以苏文为标准，汤实尹说：“昔之以文海内外者，或品之曰：眉山再生。曰：宛然苏家衣钵。”明人学苏轼文章，多被其品格、精神所感动，像李卓吾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真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又说他“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又说：“《坡仙集》虽若太多，然不如是无以尽见此公生平，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李卓吾对苏轼人品之敬已到了日夕难离的地步。焦竑《刻坡仙集抄引》云：“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明代三袁兄弟对苏轼的热爱，已经是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袁宗道因慕白居易、苏轼为人，故以白苏名斋。袁宗道说：“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一篇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而袁宏道自己对苏轼的热爱，也不亚于乃兄，他在〈答冯琢庵师〉信中说：“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又在〈与李龙湖〉信中说：“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僕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真知诗为何物哉？”这里，袁宏道把苏轼诗誉为“诗之神也”，对苏诗极为崇拜。他在〈答梅客生开府〉信中又将苏诗与李、杜诗比较，回答“诗神”的内涵，他说：“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言，总归玄奥；恍忽变怪，无非实情。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已经到了倾倒的地步了。明代学者也有偏爱东坡小品者，凌启康〈刻苏长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遍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函草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为珍宝。”大赞东坡小品的完美。袁中道也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明人因小品文盛行，从而也把苏轼小品作为“快书”欣赏。明代之所以出现学苏热潮，也与一代文坛有密切关系。明代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正好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从苏轼的庄老思想中获得启示。因而苏轼的影响，在明代表现更为强烈。清代的著名学者，学苏的热情也甚高涨。叶燮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毫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赵翼认为“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清代注苏诗者很多，如宋荦与邵长蘅等补刊〈施注苏诗〉，查慎行对苏诗又作了全面的编年考订及补注，汪师韩著《苏诗选评笺释》、翁方纲著《苏诗补注》，冯应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