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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音乐与古诗词相传，音乐产生于人类劳动生产过程中。最初的最原始的音乐也就是在劳动时,或欢庆娱乐时所唱的极为浅显的如“打夯”“搬运”之类的最为简单的歌声了。这些歌曲在人们口头传唱,歌词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最早的诗歌。中国古典音乐与文学是艺术领域中的两朵奇葩，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除舞蹈，文学也许是和音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曾说过：“诗言志，歌咏言。”可见两者在萌芽期都是一体的。曾经有人主张中国文学的正宗是音乐文学，这话明显偏激，但也可见以诗为正宗的古代，音乐文学也是占有相当的位置。我国的古诗词从《诗经》起，诗词与音乐就联称并举。诗经、楚辞、汉魏南北朝乐府、唐律绝、宋词都是合乐之诗。可见，诗词与音乐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在长期发展中相互依附、共存共荣。远古时期的歌谣，既是文学的萌芽，也是音乐的萌芽。第一部用文字记录这些流传在民间的歌曲的《诗经》,它们收录的就是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所流传的一些民间歌曲。《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由此可见《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关系密切，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诗经所录的内容来看,它是春秋时期一部声乐歌曲集,除歌词之外,每首歌曲是有旋律的，但是后来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从文字上去体会诗歌的音乐特征。《诗经》的第一篇作品《关雎》全为四字句，多有双生叠韵词，读来有一唱三叹之感。先秦时代，中国出现的另一个与音乐关系密切的文学样式是楚辞。这是一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体裁，和《诗经》并称“风骚”，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源头。《楚辞》所收录的是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国的新兴音乐文体。其中“九歌”是屈原在收集整理湖南民间祭祀时所唱的歌,是最能代表《楚辞》特色的作品。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具有浓烈的巫术色彩。屈原是最著名的楚辞家，其作品《离骚》是楚辞的千年绝调。“乐府”是我国古代宫廷中的音乐管理机构。其设置始于秦代。至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获得空前的发展,致使后人将乐府视为汉武帝所立。它的一大职责是大量采集民间歌谣，然后进行改编，后来这些歌谣也被称为“乐府”。“乐府”从一个机构到诗体名称，更是被刻上了深深的音乐烙记。可以说乐府是音乐实现形式的一种载体。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乐府是一种入诗的诗歌，在汉朝和魏晋南北朝甚是流行。中国的唐代被世界公认为人类诗歌艺术光辉灿烂的时代，四万八千首《全唐诗》，浩如烟海。诗歌的文学意味增强，但并不代表诗歌就与音乐没有关系了。古人云：“唐之绝句，唐之曲也。”“今日之诗歌，古之乐也。四言如琴，吴艳如笙箫。”可见唐诗是可以入乐的，而且在当时以著名诗人的诗句入乐为一时风气。唐诗入乐的例子很多，如白居易的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李益的诗每写一篇，就被乐工们争先赂求；还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真挚感人的诗句配着抒情动人的曲调．这首作品成为了古今送别第一曲。宋代音乐文学代表是词。词又称为“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文学体裁。词是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学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随着音乐与文学的进步,人们感到诗的五言、七言、绝句不可变更音节和句式有时会束缚音乐的表现,使音乐不能完美地与诗相结合,恰当地表达人们的情感。而词是长短句,音乐的节奏感更为强烈,变化也更为丰富。在词以前，一般是先有诗，后配曲，以诗入乐；而词却一般是先有乐，后有词，历来有以声填词的说法。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词与音乐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仅是语言、音韵与音乐之间的感情必需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词的意境,词所表达的情感是否与音乐所表达的情感相融合,达到词与音乐的高度和谐统一,从而达到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这种与音乐更为紧密的关系似的很多词人同时也兼有音乐家的身份，如柳永，周邦彦等。音乐作品与古诗词的融合，交相辉映，对音乐而言，古诗词丰富了音乐的内涵；对古诗词而言，音乐的律动美有利于古诗词更为广泛的传诵。诗歌的体裁逐步变得更丰富,表现力更强,表现的内容也更为广阔,因而对音乐情感的表现,音乐结构的处理,创作手法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诗和音乐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得到了共同的进步。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峯。唐李白《听蜀僧濬弹琴》愁无已，奏绿绮，历历高山与流水。宋贺铸《小梅花》词数归期，旧情新叙在何时，欲将绿绮舒心曲，流水高山付与谁。明王玉峰《焚香记·辞婚》棋局纔收间点茶，能弹绿绮耻筝琶。清孙枝蔚《房兴公新姬》诗落霞沈绿绮，残月坏金枢。唐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诗绿绮紫丝步障，红鸾彩凤仙城。宋周密《西江月·延祥观拒霜拟稼轩》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