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领导科学电子教案本章重点1.德鲁克的领导特质理论；2.管理方格理论；3.勒温的三种领导方式理论；4.菲德勒的领导模型；5.情境领导理论。第一章西方领导理论的演变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领导活动，有了领导活动，便产生了对领导活动的思考。但把领导行为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则是20世纪的事。第一节西方领导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对领导行为的研究从古希腊就开始了，领导思想也在那时产生了。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已经注意到领导现象。从14世纪开始，欧洲资产阶级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那时的思想家们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拿破仑的《拿破仑文选》、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论著中都是以领导为中心，分别从史实、政治理论、法和哲学的角度对事关社会命运的政府领导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但是把领导行为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领导理论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产生，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管理科学发展的直接成果，尤其是领导经验积累和升华的结果。一、西方领导理论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一）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而近一百年全世界所创造的生产力又比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①以科学知识的载体——杂志的数量为例，1665年全球只出版一种，1770年为10种，19世纪初达到100种左右，至19世纪中期达到1000种，1900年达到1万种，20世纪70年代猛增至15万种。如果一位化学家每周阅读40小时，那么世界上一年内发表的有关化学的论文与著作，就够他读48年。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从发明到应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据美国有关资料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周期大约是3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周期已缩短为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周期为7年，现在己缩短到3—5年，甚至短到2—3年。机器设备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也大为缩短。由于激烈的产品、市场和技术竞争，最近10多年发展起来的工业新技术，到今天已有30％过时了。而在电子技术领域中，这一比例高达50％，电子器件在最近的30年间就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①唐铁汉著，《中国公共管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2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五代更新。计算机从1945年问世以来，已经进入第五代，计算速度每6年增加10倍，存储量每6年增加了60倍。如此迅速多变的社会化大生产，依靠传统的小生产那种迟缓的应变能力自然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套反映灵敏、准确的科学领导机制。（二）生产方式和组织规模的变化在小生产方式条件下，通常是规模狭小、技术落后、联系不广、变化迟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方式主要是凭借领导者个人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规模仍比较有限，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经验管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学的工业化和工业的科学化，生产领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诸如电子、半导体、激光、原子能、计算机和宇航工业等科学工业部门。这些科学工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综合化，其复杂程度以及信息量之大，都是过去那种自然经济条件下无法比拟的。以大企业而言，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工厂，而是由科研、生产、销售、教育、技术服务等众多部门组成。现代化大生产规模巨大，联系广泛，一旦出现差错，后果则不堪没想。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型科学、工业综合体，它包括了78家企业、100多所大学和20个政府实验室。又如，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人员100多万，总销售额为1000多亿美元，实际是个自成体系的、遍布全球的“经济王国”。至于大工程，像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耗资20亿美元，由15万科技人员参与，其规模和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信息巨量。要领导这样的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单凭个人的经验是根本不行的，必须要有一套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三）新兴学科群的建立新兴学科群的建立与开拓，为西方领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充实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革命、知识爆炸的时代。传统的知识谱系和学科壁垒被纷纷打破，古老的学科在裂变中获得新生和发展，各种思想流派精彩纷呈。一方面是高度分化，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各种学科彼此渗透、相互联系、相互交叉、高度综合，不断开辟科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以来，出现了电子、半导体、激光、原子能、计算机以及空间技术。尤其是当代生物研究、工程自动控制技术、通讯网络系统的发展，产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兴学科。它们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法，提出了新的思维方法，大大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科学领导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手段。电子计算机以及各种智能机器系统的出现，人们可以根据数学模型进行社会领导的“模拟试验”。所有这些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发展，无疑都是领导活动从经验到科学的必要条件，对于领导科学的建立和领导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领导科学的产生是现代科技、经济与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二、西方领导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西方领导理论的产生实际上，在西方社会，对领导行为的研究开始于古希腊时代，领导思想也在那时就产生了。从14世纪开始，欧洲资产阶级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论著中都可以看出，以领导为中心，分别从史实、政治理论、法和哲学的视角对事关社会命运的政府领导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然而，把领导行为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那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高度发展，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西方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以至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均不约而3同地把依赖重心转向于管理，管理学于是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许多领导学内容都是被纳入管理的范畴中加以研究。由于领导总是与特定的领导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多数人对领导的理解，首先是从领导者这一核心要素入手的。随着人际关系学派理论的产生，人们开始透过体制性要素，试图从人际关系、感情结构这一视角去理解领导。当菲德勒的领导权变理论产生以后，人们便把环境因素纳入进来，试图从组织和外在环境的互动来理解领导的含义。这样，就产生了如下三种对领导的不同理解，西方的领导学理论大致经历了“特质论”、“行为论”和“权变论”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我们可称之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或三种研究类型。1.特质论阶段由于领导总是首先与领导者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领导者为中心，探讨领导者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便成为人们理解领导的历史和理论起点。特质论继承了20世纪初出现的“伟人论”的许多传统，但它在研究方法上因为拥有心理学的支持，从而超越了伟人论。我们知道，伟人论的基本假设是领导者是天生的，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领导者，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天赋和个人品质，如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英俊潇洒等等。类似的看法在中国也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如相貌、出身、音质等均是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先决条件。特质论则对领导者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独特性给予了充分的研究，以此探讨领导的有效程度。在特质论阶段，由于领导学注重对领导性格、领导心理的研究，从而使其成为心理学的分支，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特质论是对领导现象进行体系化研究的最初尝试，但它对伟人论之神秘主义特征的克服是不彻底的。因此，对领导现象进行科学化研究的任务是由行为论完成的。但由于特质论抓住了领导现象中最为基本的要素——领导者，因此，特质论的研究几乎贯穿于领导学发展过程的始终，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2.行为论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领导是对组织内群体或成员施加影响的活动过程，是一门促使下级满怀信心地完成其任务的艺术，是一种说服他人热衷于一定目标的努力。这一理解与孔茨所界定的“领导是一门促使其部属充满信心、满怀热情来完成任务的艺术”一脉相通①。行为理论认为只有那些行为上表现为既关心生产（工作）又关心个人（下属）的领导者才是最有效的。换言之，那些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会成为有效的领导者，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有效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行为论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密执安大学的研究成果之中。其大致观点是，有效的领导者应该是那些适应性强的人，就是那些能考虑到自己的能力、下属的能力以及需要完成的任务，而能将权力有效下放的人。领导者不应该仅仅在严格的“集权”或“民主”这一两极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应付不同的情况，这一倾向促发了权变理论的产生。3.权变论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领导是如何使组织有效地适应外在环境以维持存续和发展的一项活动。正如权变理论的创始人菲德勒所说：“‘权变模型’意味着领导科学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它使领导科学的研究从无益地寻找最佳的领导风格、最佳的领导行为，或最佳的管理哲学中解脱出来，使人们转而去寻找这样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各种风格、行为和哲学都可能是适宜的和有效的。”②由于“伟人论”和“行为论”都忽视了领导者所处情境对领导效能的影响，因此刻意追求最佳领导特质和行为模式的做法并没有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权变论”阶段。提出这一理论的菲德勒认为无论领导者的人格①竺乾威著，《公共行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②费德勒、加西亚著，《领导效能新论》，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4特质或行为风格如何，只有领导者使自己的个人特点与领导情境因素相“匹配”，他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权变论把客观情况与领导行为的相互作用视为领导活动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但后来的批评者认为菲德勒提出的“权变模型”犹如一个“黑箱”。于是，菲德勒又提出了“认知资源理论”作为应答，即只有那些最佳地应用认知资源（包括知识、能力、技能以及领导者和群体成员的经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以上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都是片面地将某一要素置于首要地位，实际上对于领导活动来说，并不存在一种永恒的、永远处于决定性地位的要素。这就说明，领导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领导活动的成败取决于诸多要素在特定状态下的有机组合。（二）西方领导理论的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范围内商业竞争日益加剧、成员对组织的承诺与忠诚普遍缺失，促使人们期望领导者能够有效激发组织成员的动机与热情，变革并提升个体道德水平和组织业绩。研究者们发现，要解释和预测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情感激发和对整个组织的影响，传统领导理论存在明显局限，不得不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对象上，研究者们从关注小群体的领导转向了关注整个组织的领导。①同时，实践领域的现实要求引起了高层领导者们对提升领导效能的普遍重视，于是，研究者更容易采集到关于高层领导者的相关研究数据，使研究整个组织的领导成为可能。在思想来源上，美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提出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和管理学教授罗伯特·豪斯提出的“1976年魅力型领导理论”为后继研究者贡献了逻辑起点与分析框架。而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和豪斯的魅力型领导理论则植根于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魅力型领导思想。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一书中，根据合法性基础区别出3种不同类型领导权威：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对韦伯的魅力型领导进行现代诠释的学者中最具影响的是伯恩斯和豪斯。基于此二人的思想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者继续致力于探索这种类型的领导。他们从不同角度为切入点，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建构了各自的理论。由于关注重点不同，研究者对这类领导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有的延用伯恩斯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