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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评估1、什么叫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就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估来说，追求社会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凭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我们对公共投资的基本期望。因此，某一具体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的多少应该与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高度相关。我们通常就把一个公共投资项目所增进的社会福利称为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在经济学中，福利是人们关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的主观评价。既然福利被定义为好处或效用，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如何去度量它。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可准确表达出环境的改变对他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但却没有办法用一种统一的绝对数量来度量这种好处（或坏处）有多大。由于缺少这种绝对度量的方法，便没有办法在不同个人之间进行福利的比较，集体的好处也就没有办法从个人的好处中通过加总的方法来获得。1、什么叫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就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估来说，追求社会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凭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我们对公共投资的基本期望。因此，某一具体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的多少应该与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高度相关。我们通常就把一个公共投资项目所增进的社会福利称为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1、什么叫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就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估来说，追求社会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凭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我们对公共投资的基本期望。因此，某一具体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的多少应该与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高度相关。我们通常就把一个公共投资项目所增进的社会福利称为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在经济学中，福利是人们关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的主观评价。既然福利被定义为好处或效用，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如何去度量它。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可准确表达出环境的改变对他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但却没有办法用一种统一的绝对数量来度量这种好处（或坏处）有多大。由于缺少这种绝对度量的方法，便没有办法在不同个人之间进行福利的比较，集体的好处也就没有办法从个人的好处中通过加总的方法来获得。2、消费者支付意愿正是为了解决福利、效用的度量、比较以及加总的问题，经济学提出了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概念。所谓消费者支付意愿是指消费者为接受一定数量的消费物品或劳务所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消费者支付意愿是消费者对特定物品或劳务价值的个人估价，带有强烈的主观评价成分。案例：假定三个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如下：商品的边际消费量最高支付意愿（边际效用）（单位:个）（单位：元）1102835边际效用（MU）市场价格（P）边际效用曲线市场需求曲线消费数量需求数量案例：假定政府要在某一条河流上建造一座桥梁。现在的问题是：①从追求社会效益的角度，该桥梁该不该建造？②若要建造的话，怎样的预算才能最好地体现社会效益的原则？为此，首先需要找到该桥梁的市场需求函数：P（元/每车次）1P=1－(1/4)Q04Q(百万车次/年）假若建桥费用来自于行人的缴税，则为获得社会效益，不能收费。这时，该桥梁的建设没有经济效益，但存在社会效益。该项目的社会效益就是行人支付意愿之和。因此，该项目每年的社会效益为：1×4÷2=2（百万元/年）若仍然假定基准利率为4%，则该项目的最高投资预算为：2÷4%=50（百万元）3、关于社会成本的扣除从追求社会效益的角度，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就是该项目的实施所造成的社会效益的减少，亦即所带来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损失。相当于负的社会效益、负的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含义。那么，是否可以用一个项目的正社会效益与负社会效益简单相加，从而得出该项目的净社会效益呢？对此，经济思想的发展存在一个演化的过程：（1）公共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评估的Pareto效率准则20世纪初期，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V．Pareto提出了一条著名的评价资源配置社会福利状态的准则，也即所谓的Pareto效率改进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在两种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状态相比较的情况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状态A比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状态B“好”的标准是：至少有一个人判断状态A比状态B好，而没有人判断状态B比状态A好。相应地，如果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便可称其为Pareto效率最优的：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状态的进一步改变，均不可能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一个人得到好处。可见，Pareto准则回避了既有福利（或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问题。按照这个准则，只有那些能使所有其它社会成员都不受损害而至少有一个成员得到好处的公共投资投资项目才是可行的。在根据Pareto准则确定出所有公共投资投资计划的可行集以后，我们便可依照社会基准利率的高低，在可用资源约束下，从中选择出准备实施的投资项目来。应该说，根据Pareto准则所选择的公共投资项目不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这些项目没有受害者，反对者攻击的不会是这些项目本身，而是在既定资源限制下投资项目的选择顺序，也就是让哪些人先受益或者让哪些人多受益的问题。由于Pareto准则以承认既有的福利（收入）分配结构为基础，所以它对像高速公路这样会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福利消长的投资项目通通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实践中，绝大多数投资决策都会面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损益的比较问题，社会的一个部分得益往往总是伴随着社会另外一个部分的受损。例如，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都会涉及拆迁安置的问题，拆迁户应该属于项目的受害者之列。依照Pareto准则，这种类型的投资项目是不可行的。因此，根据Pareto准则能够评估过关的投资项目不会很多。不过，一个很容易想到的逻辑是：如果能给予这些拆迁户足够的补偿，使得他们愿意拆迁，那么这种投资项目也应该是可以实施的。因此，有必要推广Pareto准则，以适应某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受到损害的那种社会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这项工作最终由Kaldor和Hicks等人完成。（2）公共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评估的Kaldor—Hicks—Scitovsky效率准则I．N．Kaldor（1939）认为，如果某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能够使得一部分人得到的好处足以补偿另一部分人的损失，那么就整个社会来说，这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就是好的。这就是所谓的Kaldor准则。J．A．Hicks（1939）认为，社会状态从A改变到B，如果这种改变的受害者不能事先收买得益者不要做出这种改变，那么便可以认为这种社会状态的改变是一种效率进步。此即所谓的Hicks准则。不过，一个很容易想到的逻辑是：如果能给予这些拆迁户足够的补偿，使得他们愿意拆迁，那么这种投资项目也应该是可以实施的。因此，有必要推广Pareto准则，以适应某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受到损害的那种社会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这项工作最终由Kaldor和Hicks等人完成。（2）公共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评估的Kaldor—Hicks—Scitovsky效率准则I．N．Kaldor（1939）认为，如果某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能够使得一部分人得到的好处足以补偿另一部分人的损失，那么就整个社会来说，这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就是好的。这就是所谓的Kaldor准则。J．A．Hicks（1939）认为，社会状态从A改变到B，如果这种改变的受害者不能事先收买得益者不要做出这种改变，那么便可以认为这种社会状态的改变是一种效率进步。此即所谓的Hicks准则。Kaldor和Hicks的观点相似，但思维的出发点或角度不同。Kaldor强调得益者事后可以补偿受害者；Hicks则强调受害者不能事先收买得益者。因此，针对同一个投资项目分别依照这两个准则进行评估，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假定两种社会财富分配状态如下表所示：状态A状态B商品X的数量商品Y的数量商品X的数量商品Y的数量个人甲1020个人乙0201首先假定这两个人喜欢商品组合的多样性。显然，按照Kaldor准则，状态B是对状态A的改善。不过，根据Kaldor准则，状态A也是对状态B的改善。若依照Hicks准则，则状态B不是对状态A的改善；反过来，状态A也不是对状态B的改善。可见，Kaldor准则和Hicks准则是有区别的，二者并不完全是同义的重复。现在我们改变这两个人的偏好结构，例如假定甲这个人更喜欢X，而乙这个人更为喜欢Y。则依照Hicks准则，状态B是对状态A的改善；反过来，状态A也是对状态B的改善。可见，Hicks准则也存在循环推理的问题。Scitovsky（西托夫斯基）指出，只有同时满足Kaldor准则和Hicks准则的那种改变才能算是社会资源配置状态的一种效率改进。后人称之为Kaldor—Hicks—Scitovsky准则。也就是说，只有同时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福利水平的提高：（1）得益者的得益足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2）受害者不能够贿赂得益者放弃这种改变。Kaldor—Hicks—Scitovsky准则构成了公共投资社会效益评价的理论基础：如果某个投资项目的实施能够使社会所得（效益）补偿得了社会所失（包括得益者实施项目的成本费用以及受害者的损失），那么该项目的实施就能够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投资项目就是可行的。其中的差额就是该公共投资所创造的净社会效益。例如，假定有一个公共投资项目，它的实施对社会群体1有益，但对社会群体2会产生负的外部性。假定该公共投资项目的产出数量为X，单位产出的市场价格为P（这里假定该公共投资项目不存在正的外部性），成本函数为C（X）（相当于负的社会福利，并且不包括由该公共投资项目引起的负的外部性）。在实施该公共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社会群体2的损失函数为E（X）（相当于由该公共投资项目引起的负的外部性）。再假定这两个成本（损失）函数均为X的严格单增凸函数。则就社会群体1来说，该公共投资项目的福利函数为Л=PX－C（X），其最优产出量应满足的必要条件为Лˊ=P－Cˊ（X）=0。而就社会群体2来说，该公共投资项目的最优产出量应该为0，即应该放弃这个公共投资计划。根据E（X）和C（X）的严格单增凸函数假定，Лˊ应该是X的减函数，而Eˊ（X）应该是X的增函数。因此在一个由Лˊ（或Eˊ（X））和X组成的坐标系中，函数Лˊ和Eˊ（X）应该会有一个均衡的交点(e)。ЛˊEˊ（X）Лˊ=P－Cˊ（X）Eˊ（X）e0X(e)X则就社会群体1来说，该公共投资项目的福利函数为Л=PX－C（X），其最优产出量应满足的必要条件为Лˊ=P－Cˊ（X）=0。而就社会群体2来说，该公共投资项目的最优产出量应该为0，即应该放弃这个公共投资计划。根据E（X）和C（X）的严格单增凸函数假定，Лˊ应该是X的减函数，而Eˊ（X）应该是X的增函数。因此在一个由Лˊ（或Eˊ（X））和X组成的坐标系中，函数Лˊ和Eˊ（X）应该会有一个均衡的交点(e)。ЛˊEˊ（X）Лˊ=P－Cˊ（X）Eˊ（X）e0X(e)X令该公共投资项目在这个均衡交点处的产出量为X(e)。则在[0，X(e)]的区间以内，该公共投资项目产出量的增加将满足Kaldor—Hicks—Scitovsky准则。而在（X(e)，∞）的范围内，该公共投资项目产出量的增加将不再满足Kaldor—Hicks—Scitovsky准则。因此，根据Kaldor—Hicks—Scitovsky准则，实施该公共投资项目并将其产出量设定在X(e)的水平上将会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使得社会福利的水平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在上述状况下，实施该公共投资项目将是一个“好”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