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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则有关招商引资的新闻引起了不少的波澜，一则发生在江苏昆山市，其外经贸委负责人介绍招商引资“经验”时称,“引资多少对于政绩只算是4分,企业喜欢你才能得6分,否则你招商引资再厉害也没有政绩可言!”此言一出便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评论人士不约而同地谴责其“媚商”之嫌；一则发生在浙江，浙江省委组织部近日决定，今后采用科学数据来考核评价领导干部，引入26项评价指标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实绩的标准，曾经被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看重的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等均未列入考核指标。此举获得了不少褒奖声。有比较就有爱憎，这是铁打不动的理儿。人们对昆山外经贸委这位负责人言论的质疑，再一次映射出公众对经济发展单纯看GDP、唯企业主等强势利益群体是瞻的不满。事实上，“昆山行为”并非个案，我国统计界就有个指标叫“企业家信心指数”，这是一个以GDP为计算依据，以企业家信心折射经济运行大势的工具。国家及地方统计局每年、每季度都会公布整个经济或分行业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以至于此指数几乎成为判定官员政绩的一个风行标。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斯·科尔奈曾斥责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倾向，他认为一国经济要想有实质性的长足发展，就必须摒弃官商之间的“血缘情结”。然而，在近些年我国招商引资的大潮中，一些地方政府倒开始崇尚并起实施起“泛父爱主义”措施来，无论对于国企、还有外资企业及民企，凡商必招、凡资必引。这中间有其追求财税及经济利益的成分存在，但更在于政治晋升博弈的迫切要求使然，后果之一，则在于投资过度、能耗过高等恶性硬伤。今年上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贸易顺差61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885亿美元，成绩或许斐然，但是危机也已四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都预示着通胀风险与日俱增，上半年能耗的不减反增，更是触动了“十一五”规划的敏感神经。微观层面，地区间恶性竞争、投资过度的行为愈演愈烈。曾有不少人质疑，为什么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签定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达到市场准入和自由贸易的双赢目的，然而在同一国度之内的不同地区，却很难达成类似共识？问题的根本仍在于招商引资更是各地区政府官员政治动机与利益相争的一枚棋子。考核体系一日不变，这种风气便一日不减。而摒弃招商引资这一政绩考核指标的必要性更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福利倒挂的态势亟待改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投资与经济福利比例平均保持在13：1左右的水平，社会发展支出规模远低于经济建设的投资规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显然不相协调。200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量为914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9%，这些数字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存量比较大，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其百十多年前经济增长带来与累积的丰润福利仍然为今日之民众持续享有，相比之下，我国民众享有的福利基础、增长引擎与总量，都显得薄弱的多，甚至充斥民众耳边不时是“╳改基本上不成功”式的论调。5月24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公开表示，中国将通过改变政绩考核指标，转变地方官员片面追求地区生产总值的观念。如今浙江一马当先，率真地浙江将固定资产投产与招商引资等指标抛在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外。我们虽然不能保证这一创举一定能从根本上医治经济发展的顽疾，但它至少宣告招商引资不再是官员们“政治锦标赛”的必要条件了。如此一来，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或说人们谴责的“媚商”等风气都会有所减缓，取而代之的或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经济的合作，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民众福利的改善。招商引资指标的归隐也给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没有了一些畸形的硬性数字指标的约束，政府部门或可告别原先人为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土地将不会被随意贱卖，形象工程不会像原来一样如火如荼，企业不会再被莫名其妙地分为三教九流，银行也将不会再像原来一样极不情愿、明知故犯地向一些不良企业巨额贷款。当官员将更多的精力花在政府职能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当企业与银行将更多的资源花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来时，便将是中国经济诸多经济主体群体性福祉即将到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