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地位

1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地位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两个《决议》中对做过评价：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①一九八一年六月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作了高度的概括和科学的评价：“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②两个《决议》最突出的观点应该是“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也因此被称为“转折之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大转折——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和建设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了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引上了正确的航道，从而取得了全国胜利；后者澄清了“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思想，客观评价了建国后前十七年的是非曲折，根据中国国情，及时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员令。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随前苏联和东欧哪些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倒台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反而以长时间的GDP高增长使世界瞩目，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否定，对建国以后十七年的一些历史问题重新评价”③而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就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就把濒临绝境、面对40余万敌军围追堵截的3万人，从全军覆灭的悬崖边上挽救回来。直接使中国革命脱离了险境，带进了一条希望之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从此以后就逐步发展壮大，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2．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中国革命从此之后不断取得胜利，直至夺取全国政权——这就是遵义会议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凸显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从直接效果来看，有以下几方面体现①：第一．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作为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发展的正确道路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开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在长征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云贵两省的崇山峻岭之间，主动迂回曲折地牵着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转圈子：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强渡乌江、娄山大捷……最后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穿越夹金山、毛儿盖，粉碎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挽救了由“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发展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正确的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直至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新中国。这一切，完全改变了遵义会议之前14年，特别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湖南湘江战役（注：遵义城区有一条河穿城而过，也叫湘江，红军在两条湘江的处境截然不同）那种完全被动地被敌人所左右、疲于应付处处挨打的局面截然不同。第二．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遵义会议从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征出发，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战争策略，使党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顺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第三．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在遵义会议上我党独立自主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遵义会议的最大历史功绩，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从此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可信赖的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②自此我党便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正确模式。第四．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领导作风保证①主要论点参考了崔德芬．遵义会议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J]．中国现代史，1986(5)．②肖北婴．论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10—12页．3遵义会议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批判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我党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的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次成功的范例。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作风保证。第五．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国际环境保证遵义会议是我党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既抵制了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左”倾错误，又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是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典范，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国际环境保证。二．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从理论层面来看，有以下几方面体现第一．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曲折走向顺利、从艰辛探索走向逐步成熟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产生、发展、丰富和不断完善，是一个长期而开放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会议促进了党的成熟，实现了党的独立自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打破了“唯书论”、“唯共产国际论”的迷信思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理论主体、思想方法等不同层面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第二．遵义会议恢复并发扬光大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最本质的特征是实事求是，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也为今后明确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遵义会议，党的路线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使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第三．遵义会议坚持并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遵义会议注重事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处理党内事务、指挥中国革命、批评错误的路线时，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第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党，必须是一个成熟的党，体现在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才能产生一个植根4于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班子，才能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逐步战胜敌人壮大自己，最后夺得全面胜利。回顾党史可见，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这28年期间，有“两个14年”的显著区别：遵义会议之前的1921——1935这14年，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遭受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的惨痛损失，之后又通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虽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仅仅凭借井冈山根据地这弹丸之地，党和红军何时才能发展壮大到足以和国民党抗衡？中国革命何时才能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取得全国政权？还需要走过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都是十分迷茫、十分渺茫的问题。这段时间虽然党和红军也在逐步发展壮大，但走过不少弯路，遭遇过不少极为严重的挫折。特别是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仓促进行长征，使党和红军连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都丢失，革命力量遭受极大的损失，仅仅剩下3万人，面对的还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可以说人、地损失殆尽，中国革命陷入山穷水尽的绝望低谷——这就是遵义会议之前14年的结果。这种时而“左”时而右，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一切奉行共产国际教条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个政党幼稚的体现。遵义会议正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次起死回生的转折，面对遵义会议前夕那种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局面，党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邓小平等，果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摒弃错误路线，做出了正确的组织决定和军事决定，成功地将革命航船引上了正确的航道。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胜利地结束了长达4年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之后的1935——1949这14年间，先后逐步取得了长征胜利、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全国胜利这一系列成果而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党和军队逐步发展壮大，而再也没有遭受任何比较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说都是遵义会议之后取得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①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由小到大、取得胜利的保证。总之，遵义会议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例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只能走自己的道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611—612．5路，而不能墨守教条和照搬外国的经验；必须坚持革命辩证法，善于抓主要矛盾；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把党建设好，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发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些经验仍然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借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中保存下来，胜利完成了长征，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遵义会议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幢明亮的灯塔，是一面鲜红的旗帜。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