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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瓦窑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摘要：瓦窑堡会议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战略策略以及具体的政策问题。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及其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关键词：再论瓦窑堡会议历史意义一、瓦窑堡会议召开的背景原因及其筹备情况1935年12月25日的瓦窑堡会议是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召开之前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瓦窑堡会议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一）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原因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有一定的国际国内原因。1、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实行不抵抗主义，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紧接着日本开展吞并华北五省的阴谋活动，凭借不平等协定条文所取得的特权。驱使一些汉奸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力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脱离中国实行“独立”，成为第二个“满洲国”。[1]2、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略行动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妥协政策，中国人民极其愤怒，很快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由北平开始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各地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公开站到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来。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主张反蒋抗日。在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具有爱国心的将领，抵制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2]3、解决遵义会议的历史遗留问题遵义会议虽然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但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党的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加上战争形势紧迫，没有对政治路线问题展开讨论，所以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差别与分歧。[3]直罗镇战役后陕北革命根据地形势初步得到好转，因此，召开这次会议自然又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二）瓦窑堡会议的筹备情况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张闻天及其它主要领导人曾就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和准备。此外，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的准备。1、瓦窑堡会议之前关于会议相关内容的酝酿1935年11月7日，张闻天在瓦窑堡提出要求转变策略，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对于张闻天提出的策略，毛泽东基本同意，但也作出过补充。12月1日，毛泽东复电张闻天，“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其具体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4]12月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富农问题，作出了《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5]瓦窑堡会议之前的这些会议及其文件，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2、张浩从苏联回国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的准备1935年，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向中央传达关于国际七大建立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0日，致函毛泽东，通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的代表张浩来到瓦窑堡的情况，以及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同时立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案。[6]在此之后，中央领导人商量，探讨要召开一次会议基，即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二、瓦窑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内容（一）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必须争取全民族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瓦窑堡会议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探讨。1、瓦窑堡会议前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准备中共“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指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还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7]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八一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的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比以往提出的统一战线口号大大前进了。[8]1935年11月28日发布由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面前，中国人民绝不能束手待毙。12月6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决定》，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正确分析了富农态度的转变。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对待富农政策的转变，实质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这一切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重要的准备。2、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确立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与博古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而博古则仍然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引用斯大林关于中间势力最危险的论断，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第二天毛泽东在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再次发言，举例说明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毛泽东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说明“左”倾关门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损害，搏到了博古。[9]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根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科学分析了华北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瓦窑堡会议决议认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不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积极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也转入了革命”[10]党在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胜利。”[11]会议指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领导机关，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哪一阶级，哪一社会团体，哪一武装，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12]瓦窑堡会议还对党的具体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决议指出，要使得全国人民明白：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最民主的地方，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地方。[13]总之，瓦窑堡会议对各项政策的较大幅度调整，始终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中心服务的。（二）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瓦窑堡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对作战原则、作战方法、作战步骤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1、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的原因虽然遵义会议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左”情错误，但其思想在其后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建军的问题上，“左”倾主义者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14]在作战问题上它否定了敌强我弱的前提；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为了彻底根治“左”倾错误，召开新的政治局会议就被提上议事日程。2、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制定及其正确性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制定的军事路线，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第五次反围剿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站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显然是背离了实际。[15]在战略进攻时，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反对冒险主义，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阵地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16]瓦窑堡会议上针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失败与损失，确定的军事作战原则，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五次围剿的失败证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下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内容，就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目标分为三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部，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17]（三）瓦窑堡会议关于党建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瓦窑堡会议总结了之前党建的不足，做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发展。1、瓦窑堡会议之前的党建理论及其不足关于党建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之前有过讨论，关于什么人可以入党，即党员的成分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上，党章规定“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18]根据这一规定，1921年，全国共有党员57人，其中工人4人，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53人。[19]1927年党员人数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53.8﹪，农民占18.7℅。[20]可见，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党。这时，入党的范围还不广泛，比较狭窄，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处于大革命时期。瓦窑堡会议之前的许多会议对吸收党员入党都有规定。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六大是党改变一度涣散的状况，党的队伍重新凝聚起来。六大根据当时形势和党的组织状况，提出了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在发展党的组织和改善党的成分方面，要求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和生活，改变工人成分的比例，已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贯彻干部工人化得方针，强调这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的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21]但中共六大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出适合党的建设实际的正确的建党路线；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的讨论”；六大提出的通过过分强调工人成分，提高工人党员在党内的比重的建党路线和具体政策并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实际。其结果，严重影响了党的队伍的扩大及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2、瓦窑堡会议对党的建设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22]这表明当时我党在吸纳党员时，不是以阶级出身为主要标准，而是把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作为主要标准。否定了之前吸纳党员的唯成分论，扩大了党的基础。针对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反对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发展党内组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23]三、瓦窑堡会议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