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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自题八十一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社会思维逻辑已经初见端倪，即地方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来一次性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这种情形确又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全社会的整体动荡。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或过激的变革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当然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先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会有一大堆，那么就要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就业机会，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经济生产的四要素：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其中哪些比较稀缺，哪些相对过剩。设想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要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其他地方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冒这么大的风险，飘洋过海穿山越岭过来创业？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吸引这些外来投资，指望他们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那些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呢，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民工？这从整体上，结果就会变成以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来对整个社会起积极作用。现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主席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趋缓一些，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某些地区，空有一个飞速增加的GDP账面数字，而得益的却更多只集中在一小部分利益群体上，甚至是即便大家的碗里饭多了，但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积累激化了。八十二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在评判标准的改变下，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乱局也不必过度反应、乱用重典，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借机打劫的分子同时秋后算账，这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双方理性温和的势力才可能抬头。如果看一下中国近期的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投资商来自香港，劳工来自内地。当地人要么通过亲属关系帮香港老板亲戚做管理阶层，或者偷师学艺成功，自己出来当老板。这种当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确，完全让市场机制处理去外地劳工的薪酬问题，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层的利益。因为这些被剥削的外地劳工都是外地人，缺乏当地政府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组织和人脉可以向当地政府进行挑战。再加上在开放之初，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资，由于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当于好几个月的中西部内地工资，所以这些外地民工过去也一般接受了这种结局。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工人的欠薪和因为工伤引致的残废赔偿问题。后来，由于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各类企业来自世界各发达国家，也带来对什么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释，加上开始有对熟练技工和工人对企业认同感的需要，市场机制开始调整提高工资水平，以减少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产出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减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开始回到家乡，用几年的血汗钱建立自己在乡下的企业，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工短缺现象，使工人在生产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竞争位置。而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调高产业换代，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强制保护工人利益，为中国创造出可以和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工人阶层，那么就必须有《劳动合同法》（新劳动法）这样的保护工人阶级合法权益的法律出台。这个新法规会推高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迫使这些地区从低利润的服装、制鞋和玩具外来代工等低端工种，换代成至少是中利润的电脑、机械和通讯设备的外来代工。而随着工人素质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就知道工人技术不是问题，工人工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企业就无法也不应当再以产品代工的身份去赚取品牌的高附加值，此时就要靠华为之类的公司与人竞争。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国，一旦名牌产品如索尼、思科必须走到越南等地去寻求低工资，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不会超过中国自己的品牌。这时中外企业的竞争就变成了销售、包装、广告和服务这些软活儿。中国政府在《劳动合同法》（新劳动法）上一定要坚持住，不然的话，中国的发展将走入死胡同。八十三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来支持经济生产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由于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民工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清末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甚至更可能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与外地人口在其生活和生存空间上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黑砖窑事件，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这种“生意”就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非法移民劳工。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中西部。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在西南这些贫困省区，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什么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供自己剥削，所以只能退居于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舔盘子的地位。而当地的地方政府也与沿海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不同。沿海各地政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政府维护商家利益时，也一般就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只是会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而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下求尽快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牺牲广大对他们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的，这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下，中西部的官员们可能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由于他们不少人来自外地，所以不能像广东一些地区那样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和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那么，像“城里人”和“乡下人”，或者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出来。在实行了民主选举的印度各邦及以下级别的地方政府折腾出来的印度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残杀，就是前车之鉴。单纯的依靠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考虑到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这些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让他们趋于合理化，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这样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外来投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达到既保证他们获利，又限制其利润率，这样就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有点油水可舔。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如果说美国政治制度中有最值得学习的部分，那就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它的客观作用是让抗议的矛头消散，不会大闹。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激起黑人百姓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就要结婚的黑人新郎，在参加完单身派对后，被警察用50多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与之后射杀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但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因为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即使对法院的不满，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变成探讨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为什么就那么“糊涂”的学术性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这种政府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八十四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Hall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从而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参考。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小区里，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而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依靠香港老板、本地人参与，利用外来廉价劳动力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并不是唯一可供参考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及江苏过去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相对更可取更值得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这些素质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有，但也并不是就要求中国所有地方都能够富比江南的程度。只不过是说江浙案例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会有所帮助。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体有一个倾向，就是都不去讨论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自身一个实体来建构，而是想方设法要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去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作为中国传统的根本基地的农村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而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也是不顾当时的客观社会组织条件，强行硬上马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靠的是一个对这种趋势的完全颠倒，即反过来，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