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策略

1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策略──对东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潘嘉来一个完整的社会构架应包括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例如，在采集渔猎生产条件下的鬼神文化（图腾观念），以及中国农耕生产条件下的儒家文化（理教观念）。这种文化所建立的是一定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型，同时还提供了社会的价值体系。这种完整的社会构架（生产方式与文化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的，它不但需要文化大师的谋划更有赖于社会公众（包括社会精英）的判断、实践与认同。一种生产方式能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关系到一种文明的前途与命运，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关系到它是否能够可持续地发展。问题是，发端于西方的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没有能够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规范。其主要表现是，它没有能够提供工业生产条件下完整、健康的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型，并且缺乏相应的社会价值认定体系。这样，一方面在一个更加社会化（全球化）的空间中，人与其他人的情感联系反而被割裂（人际关系的淡漠），另一方面，强大的生产机器表现出对自然的敌视态度（资源与环境问题），当我们在享用现代文明提供的便利的同时，这种文明正在破坏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大气、水和食物被污染）。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工业生产条件下，社会对人的价值认定只是肤浅地将人与他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相联系，失去了对人性的根本意义与价值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人类在采取掠夺、欺诈和游戏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可悲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上这些问2题能够仅仅通过技术的改进就会得到解决，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策略出现了失误。当然，象臭氧层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当年古罗马人面对的相同问题，能够挽救古罗马文明衰落的高技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不会产生，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恰恰相反,从本质上来说，它只能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当下困境，只能通过调整文化策略的方式才能获得最终解救的答案。一20世纪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鼎盛期。工业生产方式以其绝对的强势摧毁了一切旧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观念随着他们的军舰和工业产品一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并且一直被当作是一种最进步的东西获得接受和认同。当我们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当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要将地球和全人类带入羞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是到了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和估价的时候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瘸子。西方文化来源的重要一穴是古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在公元前8至6世纪由家长制氏族社会到城邦制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受到地域和文化特质的综合影响，生产工具由铁器替代铜器以后，没有建立起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而是发育了手工业、商业与农业并驾齐驱的混合经济模式。古希腊人热衷于制作精巧的金银器，热衷于通过贸易致富，与其相伴随的是移民浪潮和为了争夺航线商站、金银、土地、市场（甚至美女）而爆发的战争。古希腊人看不起种地的人，他们3将巴尔干半岛上的狭小平原和坡地让奴隶去耕种，确实，在这样一个多山的地区，缺乏大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古希腊没有发育出东方样式的农业文明，这有什么不对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想到要问的问题。古希腊人的混合经济模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产业经济，说它是一种经济模式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岛民求生存的权宜之计，如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考察，它是天生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古希腊经济基础的缺失同样在它的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在信仰方面，建立了城邦的希腊人与他们的前辈比较没有多少进展，仍然承继着氏族制度的多神信仰，每一族、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祗。在从氏族社会走向成熟国家的关键时候，希腊人没有能够割断自己与鬼神的联系，使得它以信仰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特征仍然保留着氏族社会的鬼神文化的尾巴。在政治制度方面，希腊人也没有什么创新，在城邦的政治构架中他们只是移植了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梭伦按财产多寡来区分人的等级，以及以此为标准来规定人的权利义务，开创了以财富作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的先例。在学术方面，希腊人开始了对物质本原的探索，然而希腊的学术之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也就是说，在它的学术视野里没有包括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生活在狭小城邦里的希腊学者们可能想都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过。希腊的学术成就是逻辑学，它引导西方人局部地、割裂地而不是全面地、互相联系地看待世界。逻辑学为实验科学奠定了思维定式，但是，因为它缺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并且没有能够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策略，导致近代科学技术在成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最重要力量的同时，又成为了破坏自然的凶手，西方文化的这个大笑话是可以一直追究到古希腊时代的。在艺术领域，狭小的4城邦和地中海式气候造就了希腊艺术的敏感气质。它是纤细的、繁琐的、阴柔的、装腔作势的和貌似完美的。在希腊半岛上不可能出现秦兵马俑这样雄强霸气的制作，也不会有埃及金字塔这样伟岸的作品。希腊艺术所缺少的正是并吞四海的豪情，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的大家风范。公无前2世纪中期，希腊被罗马征服。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它的经济模型、政治构架及文化观念方面的缺失已经暴露无遗。有趣的是，在希腊这样一个被西方民主社会引以为傲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1967年成立了一个军事独裁政府，这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恩格斯曾经说过，不了解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无法了解西方社会。那么古罗马的情形又如何呢？古罗马人将农业经济建立在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他们将数百万战俘变为奴隶，并且强迫奴隶在庄园、手工工场和矿坑中从事各种劳动。而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与牲畜的区别仅在于奴隶比牲畜多了一项会话的能力，古罗马时代的奴隶压迫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最黑暗的一幕。与此同时，罗马的自由农民和自由手工业者，在与廉价的奴隶劳动的竞争中失去了土地和职业，逐步沦落为流氓无产者。古罗马的经济是以战争掠夺和残酷榨取奴隶的血汗来维持的，这种经济模型的非道义性决定了它是不会获得持续发展的。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流氓无产者以及视劳动为可耻，过着荒淫糜烂生活的贵族骑士成为社会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这一大帮不劳而获的人加速了罗马经济的衰败。在古罗马的掠夺性经济之上是不会出现高尚的意识形态的。古罗马人不但没有时间思考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在对5人生的价值评估和道德操守方面，放弃正义和腐败堕落到了人性丑陋的底线。古罗马贵族的口号是“吃和玩”，公元106年，罗马曾进行了持续123天奢侈的娱乐活动。在贵族和骑士阶层中，两性关系污秽到了乱伦的地步。在塔西佗《编年史》中，尼禄皇帝和罗马贵族骑士的寡廉鲜耻白纸黑字可检可点，与外表堂皇的罗马柱同在的是挥之不去的人性的腐臭气。古罗马文化的最大败笔是从南亚引入了基督教，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正式奉为国教，这样就使得罗马在农业生产条件下，无法完成从神道到人道的历史性跨越，它将中世纪的欧洲更深地引向了鬼神文化的泥潭。总之，正如史书已经告诉我们的，与古希腊文明一样，古罗马文明也不可挽回地破灭了。有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历史回顾作铺垫，再回过头来认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就会比较有头绪了。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革命，它的能量来源是矿物燃料。我们知道，矿物燃料是一次性燃料，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有限的。矿物燃料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它的代谢物严重地污染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土地、大气和水），换句话说，工业生产方式是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相对抗的。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没有找到煤和石油的有效替代物，如果有一天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或者地球上的煤和石油终于被消耗殆尽了，当我们不能再使用矿物燃料而又找不到新的替代能源时，现代意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就该消亡了。显而易见，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是脆弱的，它依赖于某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肮脏的物质支撑着，另一方面，它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良性互补的，相反是毒害的，破坏性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与他们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前辈一样，6没有能够建构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在工业化体系中没有充分考虑和解决好生产方式与自然及人的关系问题。能源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得解决，而一种生产方式如果不能最终处理好与社会、自然及人的关系的话，它就必定只能是美丽的昙花一现。在西方脆弱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致命的病患。西方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理想的政治构架。它至少从表面上让人觉得，一些人是通过公平的方式获得国家最高权力的；它使得国家权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移交或转移；它在国家权力中设置了对最高决策者的监督和罢免机制。但是，在这种制度下，民众仍被无情地排除在决策范围之外。米利班德在《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中就说：“要避免让民众享有决策的权力。”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一方面让民众在适当的范围内参与政治，同时却又避免让民众享有决策的权力“议会制度使这一目标有可能达到；因为它既尊崇民众参与的原则，又尊崇民众回避的原则。”（《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第47页）在代议制政府中，人民仅享有普选权，却没能直接参与决策，所以体现了民众回避的原则。马尔库塞评价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选择了自己的主人，自己仍然是奴隶，仍然是受奴役和控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中，“权力结构外部的人想参加讨论乃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只有在需要人们的选票时，才让他们听一听，而这些人的选票也许能把同一权力结构的、归根到底有着同样利益的一个新集团送上台。”（《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88页）卢梭说过：“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7等于零了。”（《社会契约论》第125页）所以民主制度是一种并不完善的、软弱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经济大萧条），它很容易就会蜕变为独裁统治。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就是最好的例子。１９３２年７月３１日在德国举行的新国会选举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获得了１３７４万票，窃取了２３０个国会议席，使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选举为日后纳粹党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创造了条件。在民主的故乡之一的意大利，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当墨索里尼出任首相的初期，意大利还是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仅仅数年之后墨索里尼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操纵大选、清除反对派、镇压革命力量、取缔法西斯以外的所有政党，最终废除了民主制，确立了“领袖”独裁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所以弗罗姆曾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革命’是在现有政权的保护下发生的”（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应当指出的是，事实上当时的选民也多多少少参与了这场“革命”，人们担心“由选举产生的独裁”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连续获得四次总统提名，担任总统职务长达13年之久，他推行的“新政”加强了国家对各个领域的干预。美国最高法院曾于1935年和1936年宣布许多重要的“新政”立法为违宪，但仍不能阻止“新政”措施的推行，使得立法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受到削弱。如果罗斯福不是体弱多病，如果他不是过早地病死于总统任期之内，那么他将把美国的民主社会带向何方还很难说。说到底，现代西方民主制是由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原始民主制度演化而来，一方面，古罗马的共和制就曾演变为苏拉、凯撒和屋大维的军事独裁帝国，另一方面，原始民主制度并没有能够阻止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衰弱。将西方民主制神化是弱智的表现，它就象8希腊的著名雕塑维纳斯，表面上好看同时又残缺不全。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准则中，约翰·密尔提出了“自由”的概念。自由当然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在社会化的工业生产条件下，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前所未有地投入到社会大家庭中，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与其他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充分的合作关系。在工厂管理制度中，受到重视的是合作精神和服从的品质，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大。密尔的自由概念没有提供积极的人际关系准则，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