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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思潮新中国文学思潮分为三种形态：1949年至1976年的“政治化文学思潮”1976至1992年的“新启蒙文学思潮”1992年至今的“多元化文学思潮”第一节、政治化文学思潮（1949——1976）一、政治化文学思潮的兴起1、战时思维模式在新中国文学中继续1949年7月2日—19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文艺的崭新的一页。但解放区文学中的战时思维渗透到了文学领导和组织工作中，继续左右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茅盾:《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革命文艺运动总报告》“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大众之间是有着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作家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妨碍了作家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文艺运动这若干年来的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的结论的。”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战时政治思维落实到文艺斗争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文艺批评”。批评的标准是在延安时期确立的，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3、政治化文学思潮的逻辑思路是，在战时思维的统摄之下，“敌我政治”为基本原则，形成“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二、政治化文学思潮中的“工农兵”方向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由毛泽东在《讲话》中确立，在第一次文代会中被写进“决议”。1、文学的功能政治功能被提高到决定性地位，工农兵文学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而被倡导的。因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2、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强调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特别是改变自己的情感方式，必须在感情上跟工农兵打成一片。3、创作方法就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转化为“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于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民族形式问题就提到了文学议事日程上来了。4、题材观强调题材的等级之分，主张描写重大题材，即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表现时代精神。重视反映时代的“重大题材”，提倡直接描写重大的政治事件，轻视所谓“家务事”、“儿女情”以及花鸟虫鱼等“非重大题材”。5、人物形象注重工农兵、尤其是其中的英雄形象。这一形象观念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以压倒性的优势出现在作品中，同时却导致对其它形象，如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形象的忽视和贬低。“工农兵文学”，既是人民群众热情的催化剂，也是打击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知识分子话语的有力武器。三、政治化文学思潮中的批判运动新中国文学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批判运动不断。其中比较大的批判运动有四次。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孙瑜编导）1950年12月上映的电影《武训传》，广受好评，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指出：武训对封建统治者奴颜婢膝的丑恶行为不能容忍，歌颂这种丑恶行为的文艺作品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不能容忍，并指示展开批判，以澄清思想界的混乱。一次文学艺术领域的学术讨论，转眼就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这次批判运动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歌颂了向敌人（封建主义）投降并为敌人服务的人（武训），在文艺创作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也就是在分清敌友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第二，宣扬了某种改良主义思想，对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缺乏认识，对刚刚取得胜利的革命合法性的认同不利。第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党内，结果可能会导致革命斗志衰退和思想混乱。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学者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稿件投出后引发了一些波折，但只局限在学术研究范畴。事件受到毛泽东关注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认为文学研究领域存在毒害青年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界某些人在跟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随即展开。在这次批判运动中，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被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被赋予“资产阶级”政治身份，其学术研究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学术问题在“敌我政治”思维中变成了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与左翼文学界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比如40年代末对现实主义的独特阐释、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强调，都与革命文学思想和《讲话》精神不甚吻合。1954年7月，胡风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呈交了全面阐述了他对1949年以后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并对其所遭受的批判进行反驳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1955年《文艺报》的第1、第2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行本形式附发了胡风《万言书》的第二、四两个部分供批判使用，全国性的胡风文思想批判运动由此而全面展开。胡风长期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坚持，最终导致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悲剧。这里面固然有文学界内部的宗派主义在作怪，但根本原因还是将文学创作变为政治工具的“敌我政治”思维的结果。4、文艺界的“反右”运动1957年6月开始，在全国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运动”，1957年10月反右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除此还有一批人虽然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受到降级降薪处理，受到党团处分等。四、政治化文学思潮中的微调1、“双百”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思想观念、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解放。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国家还出版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原创小说；整理了优秀传统剧目5万多个，上演了1万多个。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很快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左倾冒进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发出了搜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搜集和写作民歌便成了一项急迫的政治任务。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收集民歌，这就是著名的“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内容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次“新民歌运动”跟工农业生产上的浮夸风是一致的。2、“三次会议196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经济领域的调整，文学领域的政策调整也在相应地进行。张光年执笔的社论《题材问题》，在肯定描写“重大题材”的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是文学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随后召开的几次会议及相关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双百方针”之后的第二次调整时期的到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次会议”。“新侨会议”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审议中宣部提交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案）》（“文艺十条”）；文化部同时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审议文化部提交的《关于当前电影工作的意见（草案）》，通称为“新侨会议”，会议发出了发扬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的呼声。“广州会议”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通称“广州会议”。陈毅在讲话中大声呼吁，给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创作艺术风格的自由、探讨艺术问题的自由。针对大跃进时期流行的“集体创作”和“三结合”方法，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连会议”1962年8月2日至8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通称“大连会议”。邵荃麟提到了“农村题材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人物创作的概念化”、“题材的广阔性与战斗性的关系”等重大创作理论问题，以及“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五、政治化文学思潮的极端化从1962年9月开始，政治和文化指导思想出现了急剧左转的局势，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文艺领域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阶级斗争的牺牲品。1、“两个批示”和“纪要”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认为国家文艺领导部门被“资产阶级”所掌握，已经“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为文艺指导思想进一步走向极左提供了支持。1964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了部队文化干部座谈会。会议记录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主要内容：1）全面阐释了“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将“前17年”的文艺界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2）重申了毛泽东“两个批示”的观点，并断言文化战线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将“双百方针”时期和60年代“三次会议”中提出的重要文艺命题统统指责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离经叛道”。3）提出了“工农兵文艺”的新方向和相关措施，主要是要树立以“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艺“样板”，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特别强调要吸收工农兵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纪要》是对建国十几年来极左文艺思想的总结，也是“文革”极端激进文艺实践的导火索。3、“文革”文艺“文革”文艺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及创作原则1）“两结合”——生产方式2）“三结合”——组织方式3）“三突出”美学原则激进文艺实验的结果——样板戏第二节：新启蒙文学思潮（1976－1992）一、新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异端文学”“异端文学”在形式、内容、作品中的情感方式上，与当时的文艺相比，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些作品经常涉及当时的文学禁区——个人情感和情调、爱情或者性爱问题、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等。“异端文学”的传播者与创作者在小圈子里用文艺形式（也就是用精英话语模式）隐秘地表现异端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是社会思潮潜流的一个特殊宣泄渠道。表明民众自身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并没有泯灭，也不可能泯灭，而是潜藏到了历史地层的深处。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机遇1976年“文革”的结束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更宽泛也更宽容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二、新启蒙文学思潮初期的文艺争鸣1、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1978年到1979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引起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批评者指责这类作品对社会阴暗面“暴露”太多，“情调低沉”、“政治影响不好”。多数人认为，这些小说突破了“只许歌颂、不许暴露”的创作禁区，摆脱了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披露了年轻一代在“文革”中受到的心灵伤害。赞成与反对的两种观点，反映了文学界对思想解放的尺度和速度的不同理解。2、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对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始于1979年，主要内容包括人性和人的异化问题，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等。这对于促使作家深入探讨人类心灵、强化作品的审美功能是大有好处的。3、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与“五四”文学中提倡的“人的文学”、“个性解放”是遥相呼应的。首先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刘再复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中强调，“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应着重审视作为对象主体、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人的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