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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理论看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摘要：鲁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鲁迅翻译思想，几乎涵盖了翻译问题的各个层面，对我国翻译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鲁迅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进一步加深鲁迅翻译研究深度。关键词：鲁迅；翻译思想；异化翻译；多元系统理论；OnLuXun’sTranslationThoughtandStrategyfromthePerspectiveofPolysystemTheoryHuangXiaojun(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udies,GannanNormalUniversity,JiangxiGanzhou,341000)Abstract:LuXunwasagreatrevolutionarywriter,thinkerandoutstandingliterarytranslatorinChina.HisliterarytranslationandtranslationthoughthaveimportantpositioninChina’stranslationhistoryforproposingaseriesofexcellentcommentswithprofoundanduniqueinsightsontranslation,whichalmostcoveredeveryaspectoftranslation,suchasthepurposeoftranslation,translationprinciples,thetranslationstrategyandtranslationcriticismandsoon.ThisarticleappliesPolysystemTheorytostudyLuXun’stranslationthoughtandstrategyandfurtherdeepentheresearchonLuXun’stranslation.Keywords:LuXun;translationthought;foreignizationstrategy;PolysystemTheory引言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鲁迅的翻译活动贯穿他的战斗的一生。在长达3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鲁迅共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篇）作品，共计300余万字，大致跟他一生的创作量相当。鲁迅的译品除了外国文学外，还包括外国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方梦之,2004:419）在他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表达了他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对我国翻译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对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策略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策略。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mar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是佐哈尔在充分吸收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础上，借用了“系统”这一概念。该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须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ItammarEven-Zohar/张南峰，2002:19-25）后来他把这一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把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一起看，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大系统。这些系统之间又相互交叉而且相互依存。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包括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等一系列相互之间独立的系统。它们之间位置不是固定的,处于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经常在进行转变。佐哈尔概括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在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ItammarEven-Zohar/谢天振、江帆译，2008:218-226）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角度，由于中国传统的译学研究更多地注重个人经验，大多是用具体作品或者某个译者的翻译活动来论及，从而缺少较为宏观的理论建树。“很少从局部上升到全部，从个性上升到共性，很难通过对比、验证假设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廖七一，2001:389）相对于早期译学研究注重翻译过程的理论阐发，关系个别文本是否成功的历时评价（以译本本身的纯文学性为出发点）等特点，它从共时视角出发，同时考虑宿语文化（以译本在该文化中的功能为出发点）和历史语境这两个方面。他们抛弃“规定模式”，着力描写翻译的多维过程，同时也对历史的文化产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他们摒弃了基于深层结构的某些语法、主题类型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语言学特征，却代之以现代译学理论的“系统变化观”，因而彻底瓦解了早期译学研究某些静止机械的观念。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便是描写对象的改变，单一文本的传译从此再也不是译学的描写对象，取而代之的是翻译生产抑或整个文学系统内部的历史流变。（朱安博,2009:38-39）佐哈尔把视角从某个翻译对象纳入到整个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的范畴，从动态的角度和联系的观点进行研究翻译，不仅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理论性，而且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张南峰曾说“多元系统理论对历史和文化的强调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令翻译研究摆脱了应用向导，提高了它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对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南峰，2001：67）当然了，多元系统理论并非就是完美无缺的，中西方很多学者都曾指出多元系统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但尽管如此，多元系统理论还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促进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二．鲁迅的翻译思想我们先了解翻译思想的定义，根据刘宓庆的观点，他认为“翻译思想”是在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经验的高度提升或者是高层次认知，通常表现为对译事的某种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刘宓庆，2005:2）鲁迅作为一名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零散地发表在不同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对翻译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精湛论述，几乎涵盖了翻译的各个层面，如翻译目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等，见解独到而深刻。他的一系列论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的和最突出的，大致是下述几个方面：首先，关于翻译目的。鲁迅认为翻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启迪民智，改造社会。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言开篇即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他翻译的目的的着眼点与唤醒民众，提高国人的素质和打开国人的眼界，有利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吴钧,2009:30）鲁迅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被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鲁迅为了号召人们奋起反抗，在翻译的时候，特别留意那些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作者的作品，这些国家经历了和中国类似遭外国侵略的经历，因此翻译了许多这些国家的作品，以求启发民众，为中华民族的反抗呐喊助威。他曾经说过：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做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的多。(鲁迅，2005：200)在鲁迅翻译的整个生涯中，特别是他的生命后期，他的翻译作品的选择自始至终体现着的是他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他以自己精心选择和认真翻译的作品实践着自己“以异邦新声实现救亡图存”的伟大目的。如鲁迅后期翻译的《毁灭》等大量前苏联革命作品，为的是向国人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鼓励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中国革命作家提供文学创新的借鉴和启迪。鲁迅认为翻译另一目的是：翻译作为文学和语言引进的途径。鲁迅认为异化文本的语言也可以改进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的思维，因此他主张引进西方新的文学样式和表达方式,丰富汉语的文学样式和表达方式,促使白话文在汉语中的推广,促进汉语的现代化。鲁迅看到了汉语语义的缺陷，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中国的文化、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1984:265)鲁迅认为,“在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方式,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不甚精确的缺陷”(郭著章,1999:7-8)。鲁迅先生主张保存洋气,不是生搬硬销外国货,而是有的放矢地吸收外语的新表现法,丰富汉语，促进白话文的发展。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翻译标准。鲁迅认为翻译需要兼顾两个方面，一个是易懂，另一个是保存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信和顺。假如信和顺之间必须取舍的话，他是宁信而不顺的，即使造成句子有些不通顺，让人不易懂。我们可以从他写的一些文章中看出这点：凡事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懂，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罗新璋，1989:301）第三个方面是关于重译和复译问题。鲁迅提倡重译、复译是为了拓宽翻译的道路,促进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旨在批评当时翻译界抢译、乱译之风。关于重译问题，鲁迅一贯的看法是，理想的翻译，应该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译有其存在的必要；他最反对不加分析地鄙薄重译的做法。鲁迅这么重视重译即复译源于他对重译的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重译是击退乱译的好方法。他把复译喻为赛跑。他说“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第二个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的蹩脚。”他又说:“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样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陈福康，2000:298-305）结合现实,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深邃思想的正确性。第四个方面是关于翻译批评问题。鲁迅充分认识到了翻译批评对于提高翻译质量的重要性,因此,他对翻译批评特别重视,强调“批评的工作要着重”。他认为翻译批评的责任在于“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在《为翻译辩护》中,鲁迅指出翻译批评的方法在于,“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在《关于翻译(下)》中鲁迅又补充说,“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的。”他形象地把这种批评方法比喻为“吃烂苹果”。“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还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从鲁迅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批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