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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资源★★★摘要：企业集群内具有相同的、相近的或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的企业家集聚，对于集群内的知识和技术扩散非常重要，有利于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为集群内部的企业家协调创造了条件。企业集群内企业家协调的重要性，即非正式的私人之间，通过社会网络的接触有时比正式的研发合作更为重要。关键词：企业集群；资源依赖；企业家协调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在创造和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介绍新产品、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开辟货源、新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巨大。硅谷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硅谷内独特的创业精神。区内几乎每个人都有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每个人都努力创办新公司，都想成为百万富翁，否则就被视为异类。企业集群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企业家提供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会更好地造就和发展企业家资源。一、集群内企业间协调的基础——资源依赖资源依赖是指当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和企业内部突破自身的能力(包含技术和管理等)约束时，企业必须跨越自身的边界，企业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其结果是企业间不再是通过市场分“馅饼”，而是通过企业集群把“馅饼”做大，实现“1+1＞2”的效果。也就是说，企业行为既不是由企业内部要素，也不是由供求所导致的价格机制所决定，而是由企业间关系所控制。由于地理的邻近，集群内企业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共享。对有形资源的共享，主要是对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及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的共享，这为企业间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无形资源的共享则主要是对知识、信息、技术和技能等的共享，这是集群保持创新和竞争活力的源泉。这种共享行为不仅使企业可以直接利用自身占有的资源，还能间接利用更多的非自有资源，从而产生一种“结构竞争力”，即通过建立特定的“网络关系”结构而建立的竞争力。企业集群内部各结点分别从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截取某些阶段从事分工活动，构成一条完整的价值链。这些活动包括研究与开发、制造过程的各个阶段、营销，等等。企业从事分工活动的范围取决于它的能力，它将从事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活动，而把其他活动留给市场。由于企业所从事的只是某种分工活动，所以它的活动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企业相互依赖，企业间活动是互补的。相互补充的活动在企业之间需要协调，特别是那些互补性密切的活动，如构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间的交易。二、管理协调与企业家协调李新春(2002)将企业的协调区分为管理的协调与企业家的协调。管理的协调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工商企业通过领薪的职业经理和授权的科层制度进行的组织协调；而企业家协调则更多体现在企业之间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契约，也包括通过关系和信任机制实现的协调方式。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企业内部，管理是主要的协调方式。但对于动态发展的企业(如不断通过兼并收购或自身扩张收缩而进入退出，也包括动态的选择垂直与水平的合作伙伴)，企业家就是作为重要的协调机制而发挥作用。由于在信任结构上，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信任原则，或者说，中国的信任主要适用于内部人或“熟人”，而对于外部人或“生人”则严重缺乏信任(费孝通等)。基于这一市场价值伦理体系之上的生产组织协调应当区别于西方的规范化、分散化信息特征与普遍原则信任结构下的协调机制。在这一信息和信任结构下，企业的组织更多应当是集权的、家族化控制的，因为信息的非规范化和集中化意味着权力难以分解或下放，缺乏对外人的信任使得非家族成员难以进入核心管理决策层。这一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企业组织是企业家协调型的而非管理协调型的。企业在处理选择供应商、销售商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并决策以什么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等问题时，也就决定了以什么方式来组织生产的过程。这些决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在其中的协调。因此，与管理的协调不同，企业家主要通过其关系网络、信任机制等来降低协调和控制的成本。显然，如果市场不存在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价格机制本身就能自发地“管理”这些交易。但在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企业家的协调能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市场的交易活动中，企业之间可以通过管理协调来组织，如正式的契约、中间商等，他们只不过是企业管理活动的外部化。但这些正式的管理协调难以将一切情况包括进来，包括合约的不完备性，这使得通过企业家个人的协调成为交易活动重要的补充性协调方式得以存在。因此，在市场作为权力交换和生产过程中，管理协调和企业家协调同时发挥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制度环境下，他们的重要性有所区别。三、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家协调企业集群网络关系往往是非贸易的或非正式的，所以，企业的运行、风险和战略决策更主要的是依赖个人网络，如家庭和朋友关系。费孝通在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时就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提出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中国人的行为也因在这个关系网络中的相对地位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大量的研究也表明，非正式的私人之间，通过社会网络的接触有时比正式的研发合作更为重要。社会网络把不同的组织与社区中的个人联系起来，网络联系构成了影响个人目标及手段选择的具体环境，而经济行动便嵌入于这些社会网络中，正是通过社会网络、个人关系网络等，才能动员到大量的经济资源。企业生产经营中关于原材料、设备、订单等主要的信息来源，均来自于企业家与其家庭、朋友和同学等之间的非正式接触。所以，企业外部的非经济网络联结，又以企业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企业主或企业决策者)之间的社会网络联结显得最为重要。一些实证研究也指出，当企业之间发生经济纠纷时，很少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企业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个人行动来进行协调。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企业诞生之初，企业家便存在的个人网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多表现为企业的几个创始人之间是家族关系、亲邻关系。作为供应商企业的企业家与作为客商的企业家之间可能是家族关系、亲邻关系或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地理上居住接近的关系，加之这些企业家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导致各个企业的企业家在创新动机和个性方面、在选择企业发展的目标方面比较相似和接近。企业家之间彼此相互信任，协力合作。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经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使创新的风险随着企业家网络联结的广度拓展而不断降低，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信息的快速畅通，也利于企业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准确而又迅速地作出决策。在硅谷地区，正如Saxenian(1994)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地区的许多企业家，或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就相互认识，或是在商业活动、政治活动中结识对方。企业之间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较容易地进行组织之间的合作……像半导体工业这样联系紧密的团体，召开一次会议就可以产生数十个公司的经理。”二是企业之间的网络，是通过企业家主动去构建的。集群内的企业不断集聚，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机会增加。一些企业的企业家或高层管理者不仅与上下游的供应商和客商在多次交易中结网，而且为了自身企业的发展，会积极地与在各种场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本家和风险资本家、同行业企业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本地大学的校长等建立社会网络，以期进一步拓宽搜寻信息的渠道和获得帮助。如惠普(H&P)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得到了他们的导师特曼(Terman)教授的支持，苹果(Apple)公司的创始人以及雅虎(Yahoo)公司的成功则与成功企业家的支持和风险投资家的资助密切相关。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局限在集群内部，还可在市场销售及与外部企业进行生产合作过程中，使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得到发展与拓广。比如，萨克森妮(Saxenian，1998)等学者发现，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与美国的硅谷地区之间存在着跨国的华人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归功于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之间密切的联系。现在这些网络也正成为硅谷地区和台湾地区之间架起的经济与社会桥梁，在支持与协调两地经济联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密切的个人和专业的纽带促进了国际间企业家快速地传递技能、诀窍、市场和技术信息，以及带动资本的跨国流动。萨克森妮(Saxenian，1998)还发现，由于美国硅谷地区和中国台湾省新竹地区的华人工程师不断在两地之间旅行和流动，他们带来了技术知识、关系、资本和关于新机会和新市场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新竹地区的发展和创新，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社会网络的密切联系，共同的身份以及团体内部的互相信任，使得在两个地区间信息的传递几乎和在新竹或硅谷地区内部一样快。而且，除了工程技能、技术诀窍和市场信息的传递外，台湾籍回流的留学生也加速地把硅谷的组织模式转移过来。可以说，新竹地区的创业文化也受到了硅谷地区文化的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与硅谷地区的企业家颇为相似。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跨国网络成功的关键，是要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网络中，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否则，区域内的移民也难以学习到最为成功的知识和技术，进而也难以进行跨区域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