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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管理学讲义第一讲企业战略管理学的方法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景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景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景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企业战略管理需要发现与创造。在发现与创造过程中，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企业战略管理学的方法论要讲的就是科学与艺术的一些方法论的问题。一、方法论的意义先从企业战略管理的方法论讲起，有三个原因：１战略知识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是科学理论与实践艺术的高度统一。战略管理不可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思辨，但哲学式的思考是任何一位战略家应具备的素质。在快速变化、动态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任何竞争优势的取得需要企业作长远的考虑，需要变革的胆略和独特的战略思维。２从素质教育说起，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学会研究、制定企业战略的能力比学习一些战略管理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关于战略管理的知识正在与时俱进，新知识取代旧知识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很可能在三年以后就被淘汰。只有能力，就是运用现有知识，运用科学的、艺术的方法去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才是终身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战略管理的方法论。３在这里谈方法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出现了一种危险，这就是新的教条主义思潮正在把战略问题的研究引入歧途。我的观点是在战略问题的研究中：事无常事，法无定法。所以就需要对方法论问题作哲学的思考。二、管理科学的方法论１．方法论与认知兴趣1992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德鲁克认为当前知识正被应用于管理，相对于第一阶段知识被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以及第二阶段知识被用于工作，这是第三阶段。而“提供知识以找出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这被称为管理革命。所以，管理是认知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兴趣，这就是技术性的兴趣、实践性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这三种兴趣，都来自人类的社会生活，首先是劳动，其次是沟通，最后是权力。哈贝马斯认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上述的认识兴趣。技术的兴趣形成了经验性——分析性的知识，即实证科学；实践的兴趣形成了历史性——解释性的知识；解放性的兴趣，形成了批判的知识（反思）。２．技术兴趣与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产生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性兴趣，因此，实证科学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辉煌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要把实证科学的经验性——分析性的方法应用于对社会的研究、对经济的研究、对市场的研究和对企业的研究，就存在一个适用性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能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经济、市场与企业等领域的研究中去。以工具性兴趣引导的实证科学，其研究目的在于发现规律。我们能否假设社会经济历史的演变存在规律，市场与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律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波普尔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似乎过于极端。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维科的话说：“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资本论》第一卷第409-410页）如果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么人类史上就不可能存在像自然史中的那种规律。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社会科学（包括企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识的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其自由意志会影响经济学家们和管理学家们观察的结果。管理学中的“测不准定律”——霍桑效应：当被观察者发现观察者在观察它的时候，它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企业管理学的研究必须重视作为社会行动者自己对其所处情景的解释和理解。所以，企业管理学研究企图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以发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战略研究中预测中的自杀性预测与自证性预测就说明了社会行动者对其所处情景的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性。如果企业管理学的研究不以探索规律为己任，那么实证科学的方法是否就无用武之地了呢？答案应是否定的。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经验，前人积累的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所以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实证科学中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也是可以引入管理学研究的。我们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３．实践兴趣与解释科学解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解释学一词亦有中译为“诠释学”“阐释学”的，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口齿伶俐，动作敏捷，是为神传达信息的信使。神的信息从他口中传出来，既是宣达，也是一种解释。为此，在西方研究解释问题的学科取此神的名字命名为“赫尔墨斯之学”(Hermeneutics)。对一种意义的理解与说明，是人类社会在沟通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解释行为是在沟通过程中很普通的行为。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5-1911)是解释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思想巨擘。狄尔泰研究解释学是为了奠定认识人类历史的方法论基础。首先，狄尔泰认为，人不同于一般自然物，他在生活中不断留下符号和痕迹，这就是所谓“生活表现”，后人通过这类表现的痕迹，可以跨越时空距离与他建立起联系，通过解释，认识这个人，也就最终认识了历史。而理解、解释所依赖的是生活得以展开的经验或体验。因此，经验是理解的基础。只有在经验中，才能达到对生活和历史的客观理解。其次，狄尔泰发现了“解释循环(HermeneuticCircle)”。他说，“一部作品的整体要通过个别的词和词的组合来理解，可是个别词的充分理解又假定已经有了整体的理解为前提。”这样一来，整体须通过局部来了解，局部又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了解，两者互相依赖，互为因果，这就构成了一切解释都无法摆脱的困难，从而导致“解释循环”这一现象。这种“解释循环”在企业管理研究中也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现在是将来的历史）；只有了解现在，才能更好地了解将来。只有了解将来，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如果说，这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循环”；那么，从空间角度来看，只有了解企业的经济问题，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反过来说，只有了解整个地区的经济问题，才能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济问题。只有了解中国经济，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只有了解世界经济，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由此可见，“解释循环”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在解释的道路上，伴随着每一个“解释”，往往会涌现更多的需要解释的问题。所以，“解释循环”为我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认识道路。在此，我们除了感叹个人之渺小之外，我们将惊叹世界的广袤与深邃。解释学在当代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到加达默尔及其巨作《真理与方法》（1960）。首先，加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了“前有”、“前见”、“前把握”和“前结构”这一系列概念。加达默尔认为，正是这个“前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说，“一切解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第378页）。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加达默尔承认在理解活动进行之前，理解者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认识框架，这种认识框架就是“前见”和“前结构”。而狄尔泰受历史主义的影响，认为理解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遗传物所反映的本来的生活世界，并如“原作者”或历史当事人理解自己一样地理解他们。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转换（移情）或一种想象的投射，在这种活动中，认识者否定了把他与他的认识对象分离开来的时间距离，使自己与对象处于同一时代。而加达默尔认为，要克服理解者所固有的认识框架（先见）和消除理解者与他的认识对象分离开来的时间距离实在是不可能的。其实，理解的一切过程中早已本身地包含了认识者自己的当前情境，而这种情境乃是孕育理解的创造性的基础，而不是一种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或理解的障碍。所以，加达默尔认为，理解不仅仅是一种重建过去的过程，理解还是一种包含理解者自身解释学情境的富有创造的过程。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只要具有这种由“前见”和“间距”所构成的解释学情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新的东西来。为此，加达默尔提出了“视域”（horizon）这个概念。他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在这里，“视域”这个概念是指理解的起点，形成理解的视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开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因此，能否对历史现象作出创造性的理解，这要取决于理解者所获得的视域，要取决于这种视域的宽广程度。所以，加达默尔说：“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第392页）对于理解者来说，“视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第390页）这意味着理解者在理解的实践中，通过“教化”，可以提升自己的“视域”。其次，加达默尔对“诠释循环”的富有原创性的“引申”，对企业管理学的研究具有非常的启发。“诠释循环”在狄尔泰那里是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所以，理解的运动经常就是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返回到整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各种同心圆中扩大这种被理解的意义的统一性。”（第373页）这是一种“本文”（历史流传物）内部的循环。加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之下，将理解活动的主体——客体之间的互动引入了“诠释循环”，从而把整个“理解活动描述为流传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第376页）在此，理解者为了理解“流传物”，必须在他的“先见”中具有“与流传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在我们与流传物的关系中，在经常不断的教化过程中被把握的”（第376页）。对于企业管理学的研究来说，研究者总是带着他固有的“先见”进入研究工作的。但在他面对作为企业管理的大量经验的“流传物”之时，他的“先见”中是否具有这种“共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一是在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在解释前人经济“流传物”的过程中，涤除错误的“先见”，培育正确的“先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循环”过程。“先见”——理解——更高层次的“先见”——进一步的理解。其二，是通过“经常不断的教化”。人本是教化的产物。专门人才是专门教化的产物。人的教化，是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内植”于人的过程。正是这种“教化”，把传统与现实、历史与现在联系起来了。研究企业管理学特殊人才的“教化”，除了人们普遍的教化之外，就需要经济学传统、行为科学传统、社会学传统的教化，需要经过企业管理学研究传统的教化。当然，这些传统也是变化着的，发展着的，并非一成不变。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发展，就在不断地改变、发展企业管理学的传统。所以，这种教化过程也是一种“循环”。企业管理学传统-----→企业管理学研究（理解、解释）者-----→对企业管理学的新理解（构成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新传统）。战略管理研究中的认知学派(TheCognitiveSchool)就是建立在解释科学基础上的最流行的学派之一。在以前的各个战略研究学派之中，研究人员更多的是注意到战略者对思考的需要，而不是思考本身。而事实上战略者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摸索型的人，他们主要通过直接的个人经验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过程。经验往往左右了他们的知识，因而也左右了他们的行为，于是又左右了他们的下一步经验。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关注对战略者思想的调查，即在人类认知领域战略的制定过程是怎样的。开创了以解释科学与认知心理学为基点描绘战略产生的创造性过程。认知学派学者得出两点框架：第一，认知是建立客观世界的某种主观感性图像的努力。即“思想之眼”被看作照相机，由它对世界进行扫描，并根据所有者的愿望进行放大或缩小。尽管由这部照相机拍出来的图像有相当大的扭曲。第二，战略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解释。此时这只“眼睛”寻求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再创造式的理解与认识。事物由此不再是既定的，认知“创造”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