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发展五十年

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发展五十年（1950-2000）（一）(2013-02-1209:50:43)转载▼标签：教育分类：数学教育大视野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发展五十年（1950-2000）（一）人民教育出版社章建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对中小学课程教材非常重视，要求逐步统一全国教学用书。为此，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研究、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由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并陆续从全国抽调了一批教育专家、教材编写专家和高水平教师专门担任教材编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五十年，中小学数学课程是全国统一的，教材基本上采用全国“通用版”，由一支专门从事教材研究、开发的专职队伍完成编写工作。其间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本文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展现中国中小学数学教材（为简便，以下简称“数学教材”或“教材”）的五十年发展历程，并从中探讨数学教材的基本特点。一、数学教材五十年发展概况（一）教材发展的基本阶段在1950-2000年这五十年间，中国数学教材的改革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1），改编、选用旧教材，包括老解放区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课本，其中许多是西方的译本；第二阶段，翻译、改编苏联教材（1952——1957），这一阶段是先照搬苏联教材，然后再“中国化”；第三阶段，编写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材的第一次探索与实践（1957——1966），1963年前后编写出版的教材具有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较强等特点，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数学教材编写方式；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材（1966——1976），各地方自行编写教材；第五阶段，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统编教材（1977——1988），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在继承“文革”之前教材编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精简、增加、渗透”为指针，编写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教材；第六阶段，编写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相适应的教材（1989——2000），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公民教育”的需要，强调“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基础，小学、初中教材初步实现“多样化”。（二）教材发展的几次重要变革中国在1950——2000年这五十年的教材发展历程中，有几次变革需要给予特别关注。1．全面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教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相适应，1952年，数学课程以当时苏联的数学教学大纲、数学教材为蓝本，通过编译、改编的方式，颁布和出版了《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及其相应的教材，中国课程教材完全进入“一纲一本”的时代。这套教材的主要特点是：（1）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严密性，知识面窄，理论深，代数中无理数和几何中无公度线段的阐述，以及二者的配合堪称典型；（2）重视函数，小学就要求“理解数量和数量间的相依关系”[1，55]，学习如何依已知数的变化而变化；初中各年级都要“注意那些数与数之间的相依关系”，以使学生打下学习函数的基础[1，355]；高中学习基本初等函数；（3）大量减少教学内容，没有解析几何、概率统计，把苏联中小学十年学习的内容拉长为十二年；（4）教材内容的安排，算术重复学习，学七年（苏联是六年）；中学代数与几何采用直线式，与三角共学五年（苏联是四年）；（5）在教学上，强调理解，要求学生“自觉地”掌握数学知识，不仅要知道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6）重视应用，小学要求“以算术课及其课外作业全部时间的一半左右来学习解答应用题”，应用题的选材“不应只以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为限，还可以加入些必须用特殊算法来解答的应用题。”[1，57]中学要求“应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1，355]2．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的初次探索由于在学习外国经验时采用“照搬”的方法，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因此受到批判。为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解决数学教材知识面窄、内容少、程度低的问题，从1957年开始，教育部决定调整中小学数学课程和教学内容，编写中小学数学暂用课本，自此开始了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学教材的探索之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为了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力量编写”，教育部负责“交流经验，推荐较好的教材，确定全国应该通用的那一部分教材”（见注）。很快地，教育部发现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编写教材是不行的。1959年上半年，为了研究调整数学课程和教学内容，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通用教材的问题，教育部决定召开全国性的“中小学数学教学座谈会”。为此，组织一些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为会议做准备工作。调查内容包括到工厂、农村、学校了解数学的社会需求和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比较了民国时期的数学课程标准和教材，了解东欧一些国家中小学数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时等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1959年11月召开座谈会，会后形成《教育部关于修订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和编写中、小学数学通用教材的请示报告》。这一报告在纠正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编写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小学数学教材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报告得到批准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9——1963年，编写、出版了一整套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暂用本。这套教材要求小学学完算术，初中学完平面几何，高中恢复了平面解析几何，从而使学习程度大体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提高了学生的数学质量。1959年上半年，在“大跃进”的政治环境下，国家要求进行学制改革试验，提出中小学学习年限由12年缩短为10年的试验，一些省市和高等学校积极响应，提出各自的教材改革方案并进行试验。由于试验教材“内容要求过高，教材体系改变过大，编写时间仓促，对许多问题研究得不够透彻，处理得不够理想，加上试验面过大，又套级过渡，在教学上遇到了很大困难。”[3，132]中宣部、教育部很快发现问题，于1961年初作出调整，并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结经验，在1960年下半年制定出《十年制学校数学教材的编辑方针》，编写十年制学校数学课本，并从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少数学校进行实验。1961年，中央文教小组指示，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套质量较好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数学教材”。[3，160]据此，教育部从1961年6月开始进行准备工作。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数学课程设置演变史的追溯（从教学要求、教材内容、教学时数、教学方法等四个方面），国际（苏联、民主德国、美国、日本等）数学课程教材比较；对1958年以来数学教学改革进行深入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从1961年开始起草“教学大纲草案征求意见稿”，1962年开始编写课本，并于1962年秋在京津一些中小学进行试教，同时送教育部聘请的教材审阅人华罗庚、关肇直、丁尔陞等审阅；1963年上半年根据试教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并于1963年秋季正式出版使用。1963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要求“全日制中学必须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和升学打好必要的文化基础。”“数学课应该使学生在小学学好算术，初中学好代数和平面几何，在高中学好大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和平面解析几何，正确地理解数学概念，巩固地掌握定理公式，计算正确、熟练，能够进行综合运算。”[2，702]根据这些要求，通过总结1950年以来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经验教训，吸收各种教改方案和试验教材的优点等，教育部在已有“教学大纲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按照专题研究的结果，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于1963年5月颁发了《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编写教材和学校教学的依据。1963年的教学大纲和这一时期的教材，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中国“双基”教学的经验，对中国数学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创建了教学大纲的新体系，这一体系在后续教学大纲的制定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第二，教学内容和要求趋于合理、科学，小学完成算术学习，初中完成实数、二次方程、函数初步和全部平面几何的学习，高中恢复平面解析几何等；第三，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三大能力，即“正确而且迅速的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2，434]；第四，小学不分科，中学分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平面解析几何等科直线式安排教材体系；第五，教材“扎扎实实地加强了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程度已经提高到中国近几十年的最高水平，内容充实，理论严谨，编排科学，讲解细致，注意抓关键、抓重点、分散难点，例习题充足，易教易学”。[3，210]值得说明的是，小学完成算术教学、初中完成平面几何教学，改变了延续50多年的初中学算术、高中学平面几何的习惯做法，这是中国“中小学数学课程和教材上的一次重大改革”[5，160]。特别是算术教学的改革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因为中国语言文字一音一字，表达简洁，使乘法口诀朗朗上口，学生可以轻松地学会十以内的乘法，因此可以更快地把口算与笔算结合起来，比较容易地学会竖式笔算。通过这样的改革，减少了多位数不必要的循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认为，中国学生数学双基扎实，与整数计算能力强有很大关系，而这又与上述教材的改革直接相关。[4，84；5，序3]另外，这一时期教材编写者注重学习和贯彻辩证法，辩证地处理教学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强调讲清概念和原理，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解决难点，切实加强训练以保证学生牢固掌握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这些要求在教材和教学中得到落实，形成了中国数学教育注重双基和数学基本能力的传统。3．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统编教材1977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科技和教育受到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抓教育、抓教材。他提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教育部于1977年9月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并在全国范围抽调专家、学者和骨干教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编写全国中小学通用教材。拟订大纲、编写教材过程中，数学组研究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数学课程教材共36种，其中美国12种（包括“新数学”）；广泛征求了数学家和教师的意见。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材改革的“精简、增加、渗透”的六字方针。也就是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基础上，精选传统内容、删除繁琐的计算和用途不大的内容；小学增加简单的正负数运算、简易方程和直观几何，中学增加微积分、概率统计、逻辑代数的初步知识；适当渗透一些现代数学的思想，小学要通过直观，尽早让学生接触集合、函数、统计等思想，中学要把集合、对应等思想渗透到教材中去。这一方针也成为这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特点。这份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材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混乱状态，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在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迅速扭转混乱局面，这套教材采取边编写边试用的方式，于1978年秋季开学起，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起始年级同时试用，到1980年基本编写完成。这套教材“吸取了国内数学教材改革的经验，借鉴国外数学教材改革的经验，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对拨乱反正，统一全国中小学数学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3，278]“精简、增加、渗透”的方针体现了教材改革的大方向，对今后的数学教材改革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师资遭到严重破坏、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学设施破坏殆尽的情况下，这套教材在使用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不少学校和教师反映它存在“深、难、重”的问题。于是，从1981年开始对这套教材进行全面修订，并进一步编写6年制小学、3年制初中和3年制高中的数学教材，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