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起义、通货膨胀和经济学的“模糊面纱”

快乐理财，安全投资古代起义、通货膨胀和经济学的“模糊面纱”只有在未来一片模糊的时候，能够按照相对公平的规则进行分配。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此条件下，利益集团难以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但一旦平衡打破，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成为剥夺者。秦二世而亡，这对想要传承万世的嬴政来说，无疑讽刺。陈胜、吴广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让天下烽火四起。至此，在这个旧朝被废，新朝又未立的时代，起义成为很有前途的创业。乱世战神起四方，而在一众战神的征战中，最终奠定了以项羽为首之楚，与以刘邦为首之汉的鼎立格局。而四年的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告终。虽然天下尽收囊中，但刘邦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有史料记载，刘邦登基居然连区区四匹白马都没有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做牛车上朝。贵族尚且如此，自不必说普通民众了。秦时全国尚有2000多万人口，至汉初仅剩1400多万，战争及各类死亡人口约600多万。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二年(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全国各地都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而除了经济的濒临破产，环顾汉帝国版图，在政治权力上，刘邦也发现自己这个皇帝说话并非算数。汉初，全国分为四十五郡，其中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汉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这些上缴的铜钱重量几近缩水90%。“榆荚”变钱?这种重量严重缩水的铜钱看似榆荚，就有民众给其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价值含量低也是荚钱的另一寓意。而从民间对荚钱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作为法定货币，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完全不相符。快乐理财，安全投资荚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方上供的价值如破烂的荚钱，让刘邦意识到自己离中央集权的距离。而忠君的道义观念，对这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掌有实际兵权刀头舔血的异姓王们来说，无疑没有卵用。异姓王的势力强大，贸然剪除会天下大乱。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不能中央集权都让刘邦寝食难安。终于他想到一个办法：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三十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他的想法不错，但实际上政令一经推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中央所铸秦半两投放市场后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底。而政策之所以不能奏效，并非执行不力，毕竟两千年前不可能有现代经济学原理。“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退出流通——它们被收藏、熔化或被输出国外;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在劣币驱良的规律下，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而金融层面的混乱，必然会导致实体的遭殃。荚钱的超量供给，导致粮食价格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暴涨到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宏观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理论中，货币供给的增长决定了通货膨胀率，而只有控制货币供给的中央银行最终控制着通货膨胀率。即使在西汉，刘邦也明白要重建中央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而在农耕时代，实体经济基本上等同于农业。为了促进农耕，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公元前205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这样的政策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没有人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即使是士兵，卸甲归田之后也大多都是想要平静度过一生的普通人。对于他们来说，被赏赐土地，即实现了“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的最高梦想，而为了守护梦想，他们可以拼尽全力。这项土地政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低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虽然这一土地政策并没能让汉初的货币质量有大的改观，但实体经济的改善给巩固中央集权政治带来了可能。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此时刘邦最想做的事情，无疑是剪除拥兵自重的众异姓王。最终，除长沙王吴臣外，韩信、英布、彭越等全部被剿灭。公元前196年，刘邦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他与一年后死去。随后，汉朝的历史进入了吕雉时代。女主吕雉的“模糊面纱”尘封的故纸堆对吕雉这个女主的大多数描述集中于其权力斗争和为人的残忍狠毒。但在快乐理财，安全投资本就残忍的制度中，“恶毒”的人性只会生生不息，又岂在吕雉一人?既然抛开社会制度层面谈人性实无意义，那不如揭开这层模糊面纱，看看这位女主对大汉帝国究竟做了哪些前无古人的改变。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历史，多亏有现代考古学。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是吕后称制后第二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竹简记录了吕雉推行的土地政策，事实上，她继承并发展了刘邦时期的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要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对无地之人授予土地。除此之外，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下，吕雉时代普通民众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普通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在该政策的促进下，吕雉末年，中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突破3400市斤，这不但是西欧1500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2240市斤)。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让罗马帝国受到威胁。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快乐理财，安全投资而事实上，后世历代帝王都曾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雉有多么聪明，或者能力过人，而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使然。汉初，异姓王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消失，而新的势力还没有成熟。此种情形中央集权最易发挥作用，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历史的循环往复，在两千年后的近现代，依旧上演着相似的剧目。国家需要建立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掠夺国家财富。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而若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违背了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附：“分蛋糕”的模糊面纱说起“模糊面纱”这个概念，想起在大学商务谈判课堂上老师讲的一个“分蛋糕”案例，颇有此意。具体是这样的：五个人分一个蛋糕，每人一份，每份大小由切蛋糕的人来决定，但是他必须拿分剩后的最后一块，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会选择最大的蛋糕，那么这个切分蛋糕的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无论是谁来切蛋糕都会最大可能的平均分配。毕竟，没有人甘心自己分得最小的蛋糕。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模糊面纱”，即在切蛋糕前每个人都不知道蛋糕切完之后结果怎样，而唯一确定的是执行者如果不公平分配就会得到最少的。在这个占优均衡的策略中，选择公平分配对执行者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势力没有形成之时，官僚们按照《二年律令》执行是好的选择，没有固有势力的庇佑，不按章办事，最坏的结果可能关乎性命，风险实在太大。而事实上，这样的分蛋糕原则固然好，但实难持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和分蛋糕的人私下结成可靠同盟，让其分一块大蛋糕出来，他再设法抢到，然后共同分赃。这个提议者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对于切蛋糕者来说，又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