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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自近世迄今的国际力量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是这些规律成立的前提。所谓“大体不变”是指几个主体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版图不发生被大规模改观的情况。在比如美国未崛起前，俄罗斯的战略极限可伸至阿拉斯加，但当美国崛起后，它被迫只能收缩到白令海峡以西;当日本崛起后，俄罗斯又进一步向西面和北面收缩。版图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来自中华网社区club.china.com/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遵循合力原则。那么，俄罗斯国家兴衰都有哪些规律可循呢?本文从地缘政治与历史分析的视角试图能找出其中的些许规律。/来自中华网社区club.china.com/一.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俄罗斯民族从蒙古人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并因此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国家版图，这个版图曾从波罗地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横跨东经20度到西经145度之间。但也正是由于这过于巨大的国家版图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堪重负，以至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一次次后退收缩。收缩总是较多地发生在离其政治中心——莫斯科——较远的远东部分。俄罗斯比较自觉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缩发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罗斯和美国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的协议。在当时的俄罗斯看来，出售阿拉斯加既赚了些钱，又赢得了与美国基于共同反英立场的友谊。在此之后，俄国便出现了被迫因而也是流血的收缩。先是1905年败于日本并被迫在与日本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让出其在朝鲜和中国的特权，并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日本。1917年沙俄帝国解体，从1918年初至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出现了分裂以及有外国武装势力支持的割据叛乱：南方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叛乱，在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叛乱，同时德国军队继续盘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东线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从1919年始，协约国又先后组织了三次以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为代理人，从东、南、西三面对苏俄中心莫斯科进攻的大规模武装干涉。结果这些叛乱和干涉均被苏维埃政权领导的苏联红军所击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对这次持续两年的大规模叛乱和干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显示并证明了俄罗斯国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极难撼动的“基线(baseline)”，即其范围大体就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东到乌拉尔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体说就是东经28度至60度，北纬40以北的范围。笔者把这个基线称做一级底线。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是在这个基线上的伸展，其战略收缩的终极底线则不会低于这个基线。这部分是其国家不可撼动的主权底线，也是国家政治的生存基础。1920年4月6日，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成立了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说明当时的俄罗斯国家力量已不足以对贝加湖以东形成绝对控制。但是，“国破山河在”，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换言之，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与原子核最外围的电子一样，属最不稳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稳定是靠俄国的威慑力量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部分称做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那么，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则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历史上的俄国衰落总是从边缘的三级底线——远东表现出来;而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地区则是靠欧洲部分的国家实力辐射作用而保存的——这与西藏、新疆之于中国东部中心地带的联系特点十分相似。这就是说，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特点正好相反，俄国国家战略能力在远东部分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攻势，这正如1962年中国在西南地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不具备可持续的攻势因而必须速战速决的道理一样。历史研究表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这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抵消了敌国(比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二.俄罗斯的扩张极限伸展规律俄罗斯国家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一致。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人在16～19世纪初由西向东的扩张，这几乎是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张的反弹和复制，但蒙古人扩张的方向和区域是农业文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俄罗斯人的向东扩张则地区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俄国人在这个东进的过程中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并由此迅速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兼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俄国人完成了位于东经90度的叶尼塞河至位于西经150度的阿拉斯加基奈半岛的兼并。但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所扩张的版图与支撑这个版图的人口数量却极不匹配：尽管在19世纪初，俄国沙皇将乌拉尔以东的共计划120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提升到了100万，但与同期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人口达660多万相比，其数量明显不足。人口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控制力，致使19世纪的俄罗斯成为在当时世界大国中唯一的其扩张极限在版图内收缩的国家，有时这种收缩还如此急迫以致需要用行贿的方式来出让俄国的领土，例如，1867年俄国人主动贿赂美国人让其以720万美元购买了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此后，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就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暖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也没有在向西方向走出过波罗的海，向南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东海，尽管俄罗斯人在这些通往大海的道路上曾与自己的对手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绞肉战式的反复拉锯和争斗。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中向他提出在希腊有90%的控制权时，斯大林则满口答应，因为他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黑海海峡，而就在此前两年即1942年5至6月，苏军还在黑海北岸遭到德军的攻，损失惨重，迫使苏军实行战略撤退。因而，斯大林明白，黑海以南——遑论希腊——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希特勒和罗斯福曾将印度丢给斯大林，他则笑而不接。因为斯大林也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阿富汗，因而印度对他而言更是一道可望不可及的“天边彩虹”。一些史书将斯大林描写为世界扩张主义者，而对这一观点做出具有源头意义“贡献”的则是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7月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那篇导致半个世纪冷战的着名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笔者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其实是一位少有的谨慎之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他使用武力的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二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笔者认为1945年的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二战结束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出海口。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分析俄罗斯人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历史，斯大林知道，出海口虽事关俄罗斯的命运，但它是处于俄国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着却是摸不着的。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相反，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拉美，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这与2008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越洋介入格鲁吉亚并遭俄罗斯反击的表现相似——即遭挫折后迅速收回。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但它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古巴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了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并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苏联在阿富汗并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战场似乎演成另外一场“越战”，这又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曾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是俄罗斯人的扩张之手在历史上伸得最远的时期。但它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没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为突入印度洋做了极为充分的长期准备：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印度洋两侧，目的是为其最后一击(即打通印度洋之路)做好铺垫。他用间接即培养“代理人”的方式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但其重点却是印度洋。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支持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2年印度肢解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的行动。当这些工作铺展开来以后，勃列日列夫便在阿富汗开始了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打通印度洋之途的战争。这是除出兵即可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在自家门口发动的一场针对美国——当然还有中国——的战争，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即使战争地点也不远，但由于其背后的对手是美国和中国，因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便成了苏联的“滑铁卢”。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的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使其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三.俄罗斯国家的绝对目标及其悖论俄罗斯人似乎是当年蒙古人的再造。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民族国家诞生的地方正是蒙古帝国结束即蒙古人扩张极限的地方。由于西面对手的强大，俄国诞生的起点即底线(基线)也不幸地成为了俄罗斯向西继续扩张的极限，这似乎是对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所经历的苦难的有意补偿，蒙古人衰落后在东方留下的巨大的几乎没有对手的政治真空地带，又为俄罗斯折头向东的国家扩张运动提供了现成且无需太多苦战就可得到的巨大空间。然而，俄罗斯民族毕竟不是中世纪的蒙古部族，它是与欧洲工业文明同步成长起来的近代民族。彼得大帝在俄国最接近进入波罗的海的地方建起了彼得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决意不走蒙古人的陆上帝国的道路，而要走英法式的海上帝国道路。与明治大帝给后来的日本戴上一顶看似“正确”却让日本人顶不起的以“大东亚”为目标的帽子的后果一样，彼得大帝这一目标选择也在俄罗斯人面前降下一块无力推开且必须终生顶着的巨石，并使他身后的俄罗斯人陷入终不能解脱的“西绪福斯”悖论之中。行百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