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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红山文化雕塑红山文化，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雕塑，是中国原始雕塑，大体分为人像雕塑和动物雕塑两大类。红山文化陶塑与泥塑女神像的出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重要的美术考古新发现之一。1982年，在辽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首先发现一批小型陶塑孕妇像；1983年，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一件与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头像，五官清晰，造型逼真，目光炯炯，嘴唇掀动，颇具神秘色彩。附近还有更大的女性塑像残块出土。研究者一致认为它们是丰收女神或地母神的形象。红山文化玉龙已在多处发现,其中尤以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刻划的最为栩栩如生。这条玉龙墨绿色完整无缺，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音列）。龙背有对称的单孔，经试验此孔用于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1971年，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2、良渚文化玉琮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良渚文化玉琮出土于该区域。浙江余杭反山出土了一件大玉琮，宽博厚重为目前所知良渚玉器之首，有“琮王”之称。上面刻画的神徽图案，可能是多个氏族图腾符号组合、演变而成。良渚文化玉器多用减低平雕加阴刻线的手法作器表装饰，工艺水平更高，其上的兽面纹饰与后来商代青铜器表面的饕餮纹可能有渊源。3、龙山文化黑陶黑陶是在烧制结束时，从窑顶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产生浓烟，使陶器渗炭而成的，表面漆黑光亮且较为致密。山东龙山文化以轮制技术制成的薄胎蛋壳黑陶以器形别致、工艺精巧而著称。潍坊姚官庄出土的蛋壳黑陶盘口花柄圈足杯，轮廓曲折多变，造型稳健俊秀，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黑陶与彩陶代表着我国古代美术创造的第一次高峰，在技术上、造型上都为青铜器的出现做了准备，也为以后陶瓷器的发展奠定的基础。第二章1、三星堆铜塑（13）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等。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大型青铜立人像，该像身高181.2厘米，连底座高262厘米，头戴华冠，粗眉大眼；身着饰有云龙纹的左衽长袍，双臂上举，夸张的双手握成环圈状，足腕佩戴脚镯，赤足立于镂饰兽面纹覆斗形方座上，神态威武肃穆。关于铜像的身份，一种意见认为是正在主持祭奠的巫觋，另一种猜测他可能是政教合一的蜀王。遗址中还出土了与真人头部等大的青铜头像或人面像数十件，内有一件特大神面像，作者运用浪漫手法夸张强调其视听器官的特异功能，作双目纵突，大耳宽嘴的奇特造型。2、金沙石雕金沙遗址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有一批雕刻精美、制作细腻的石雕艺术品。金沙遗址的是石雕艺术品从题材上可分为人物和动物两大类。人物多为跪坐人像。动物类石雕有石虎、石蛇、石鳖等。金沙石雕在造型上成熟而稳重，在形象上丰满而传神，在雕刻技艺上简练而娴熟。具体表现为：精心选材，依料施工；雕刻时均以对称法处理构图；充分利用色彩对比；突出重点，刻画细腻，手法简练。雕塑者的写实技巧与形象塑造能力已达到了较高水平。3、楚漆木雕4、商甲骨文（05）1899年甲骨文在河南安阳被发现，不但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书法史研究也具有深远意义。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时当商代后半期，在它之前一定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商代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直系先祖，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开端。甲骨文的内容是商王室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时刻写的“卜辞”，大部分是用尖利的工具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出来的，笔画以直线形居多，往往十分纤细，但殷商后期的笔画渐显丰腴，还出现弧形线条。晚商时期，政教合一，由商王亲自主持占卜仪式，甲骨文的艺术水平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的甲骨文都是先用毛笔书写的。总体上，甲骨文还处在汉字尚未定型的阶段，与后世规矩的文字相比颇具韵味。5、西周金文若商代的书法以甲骨文为代表，那么西周书法的代表无疑是金文。由于钟、鼎之类重要的礼器上有不少长篇巨制的铭文，金文也称“钟鼎文“。金文是比甲骨文更成熟的文字，从西周早期到战国，越到后来，字形越趋向规整划一，结构也越趋向定型，距象形图画越远，而离抽象符号越近。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目前所知最长的青铜器铭文，从侧面反映了汉语文包括汉字的成熟。西周金文的书法风格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代表作是“大盂鼎”铭文，字体庄严凝练，用笔方整，行款趋向整齐划一，气度恢弘。中期代表作有“史墙盘”铭文，字体雍容秀丽，笔画粗细划一，体势平整；另一代表作“大克鼎”铭文，字体工整均匀，舒展端庄。晚期延续了中期的书风并发展成熟，体现出多样的风格倾向，如“散氏盘”笔法草率，已开后世“草篆”之端倪，“毛公鼎”用笔圆劲雄健，“虢季子白盘”典雅灵秀。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铭文表现出来的新风貌，被认为可能是汉字六体之一的大篆，应是对以前使用的文字进行厘正、变革和规范了的新体，是西周时期文字规范化趋势的高峰，对以后秦的文字和书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章1、汉代陶俑汉代陶俑在西汉与东汉时期都十分有特色。西汉陶俑长于刻画动态，艺术手法趋向简洁概括。“汉承秦制”，西汉前期，从皇帝到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或贵戚，也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生前的地位和权利。西汉陶塑侍女俑，以陕西西安东郊姜村白鹿原出土者最为娴静俊美。舞女俑以西安白家口出土者最为出色，长袖飘拂，舞步轻盈，体态极为洒脱。山东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盘则以塑造欢快热烈气氛而见称。东汉陶塑题材广大，形象愈加生动传神。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和郫县出土的立式说唱俑，将民间说唱艺人兴高采烈、自我陶醉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令人过目难忘，堪称东汉陶塑之杰作。2、摇钱树3、贮贝器4、汉画像石（09武梁祠）画像石是雕刻着不同画面，用于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阙的建筑石材。根据现有资料，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武帝时期，新莽时期有所发展。东汉时期，画像石分布地区扩大，形成四个中心区：一、山东、苏北、皖北区；二、豫南、鄂北区；三、陕北、晋西北区；四、四川地区。此外，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西汉晚期的代表有河南南阳赵寨砖瓦厂画像石墓画像石。新莽时期的代表有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画像石，具有布局舒朗、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象质朴等特点。东汉前期画像石代表有孝堂山石祠画像石。孝堂山石祠旧讹传为西汉孝子为其母所建之享堂。石祠为南向的单檐悬山顶两开间房屋。祠内石壁及三角楣上，布满精美画像，有神话传说、天文星象、历史故事（周公辅成王、泗水取鼎），也有封建贵族朝会、出行等生活场面，具有东汉早期精炼质朴的风格特点。东汉后期的代表有武氏石祠。武氏石祠，位于山东省嘉祥县武宅山村西北，包括武梁、武荣、武班、武开明四个石室及两个石阙，计存画像四十余石，在汉代画像石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汉代画像石的典型代表，早在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其中武梁祠为面北的单檐悬山顶单开间石结构房屋，由东西山墙、南墙及屋顶前后两坡等五块石材组成。西壁画像分五层，第一层为山墙锐顶部分，刻西王母和奇禽异兽，第二层为古代传说中的始祖及帝王图像，第三层为孝子故事，第四层为义士故事，第五层刻车骑人物。东壁画像也分五层，第一层刻东王公、仙人及奇禽异兽，第二层刻列女故事，第三层刻孝子故事，第四层刻义士、列女故事，第五层刻庖厨及县功曹迎处士场面。南壁因无锐顶部分，故而画像分四层：第一层为列女故事，第二层为孝子故事，第三层人物众多，故事不明，第四层，中央为通连第三层之楼宇下层，室内画四人，室外两侧各画一人，两侧为向左方行进的车骑人物。武梁祠屋顶前后坡皆刻祥瑞图案。武氏祠前后室与左右室的石刻画像，其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和武梁祠相仿，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泗水取鼎、孔子见老子、孔子门生等历史故事，并有仙人出行、雷神出行等繁复生动的构图，神话色彩更加浓郁。武氏石祠刻画像皆用减低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作者擅长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潮，并且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5、汉碑汉碑即汉代碑刻。碑文字体以隶为主，碑额文字多用篆书。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与汉碑体制的高度成熟相适应，汉碑碑文也已成为典型化的文体。根据汉碑的书体特征和风格倾向，汉碑可概括分为以下三类：方拙朴茂，峻抒凌厉，例如《张迁碑》、《鲜于璜碑》；典雅凝整，法度森严，如《乙瑛碑》、《孔彪碑》；奇古浑朴，诡谲多变，如《夏承碑》。汉碑由庶民化的——早期汉隶演变而来，因而，作为庙堂正体的汉碑虽然出于文化功用目的而不得不对其所自出的早期汉隶——简帛、孽崖书法进行图式修正，但它却无法从整体上消除掉早期汉隶所具有的强烈的生命感，整体性力量和气势，由此，简帛、摩崖书法基于审美自由的生命原初力在很大程度仍然支配、影响着汉碑的风格生成，这也是构成汉碑千姿百态，风格类型多样化的一个重要史因。6、博山炉博山炉是汉代贵族室内常用的一种实用性、装饰性兼具的青铜熏炉。河北满城刘胜与妻窦绾墓出土的博山炉是其中的代表作。刘胜墓出土的熏炉下为圈足，足上的炉柄镂雕成三条腾出波涛的龙，龙头护炉身。炉身上部和炉盖合成层层上叠的峰峦，点缀有树木，神兽、虎豹出没其间，还有肩负弓弩追逐野猪的猎手，以及一些体态灵活的猴子，或高踞峰顶，或戏骑兽背，为作品增添了生趣。全炉纹饰均错银，线条流畅劲健，粗细变化自如。窦绾墓出土的熏炉与之近似，只是把龙改为裸体力士，力托山阿。7、汉代长城汉代长城修筑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当时北方的匈奴势力强大，常侵犯河西一带，劫掠财粮牲畜，骚扰汉民农耕。为使边疆安宁，汉武帝多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行西征。打败匈奴后，他开始向河西迁徙汉族居民，然后进行农业开发，紧接着在这里驻扎军队，修筑长城，以阻止匈奴再次入侵。因此，汉代长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次进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历史见证。这也为此后在新疆建立西域都护府、畅通丝绸之路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汉代长城较之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并筑了外长城，它们的长度达到了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汉朝花如此大力修筑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之外，汉长城的西部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西汉（主要是武帝时期）所筑河西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有力地阻止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打通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8、汉瓦当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筒瓦顶端下垂部分。西汉瓦当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反映了古代中国的信仰。在圆面范围内，尽量体现形体的伸展力度，神态性格明显，是一种艺术性极强的装饰浮雕作品。汉代瓦当是在秦代瓦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秦瓦当相比，汉代瓦当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更加丰富，制作也日趋规整，纹饰图案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不尽完善了瓦当艺术，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和研究范围，更加鲜明的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总之，汉代瓦当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时代特征之鲜明，文化内涵之丰富，把中国古代瓦当艺术推向了最高峰。第四章1、高句丽壁画墓被誉为“东北亚艺术宝库”的高句丽壁画墓，记载了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