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阅读笔记摘要：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我党解放战争期间召开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从内容上可划分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途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在革命胜利后的各项政策措施、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四个部分。本文着重分析了报告第二部分即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和途径，并从更宏观的角度评价了城市工作的历史意义。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城市工作一、引言1949年，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殆尽，国内形势处于“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党的地位也从革命党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解决夺取政权后的自身建设与国家建设问题，是摆在共产党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它既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建国前夕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或“报告”）。本次会议所达成的各项成果，不仅对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有积极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方案有着重要影响。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内容分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其一，就如何“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在如何解决消化国民党军队这一问题上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人民解放军要从战斗队向工作队转变。其二，阐述了当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如何管理和建设城市。其三，规定了全国胜利的取得之后，党要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采取何种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其四，针对革命胜利前夕部分党员思想松懈，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中提醒全党戒骄戒躁，警惕来自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加强党建工作，保持我党的良好作风和优良传统。从内容上看，前两部分是党在当时所处阶段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长江以南地区尚未完全处在我党的掌控下，仍存在数量众多的国民党军队。而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已收编的国民党军队则需要进一步的内化和改造。这也就是报告里“三种方式”、“从战斗队到工作队”所针对的问题。此外，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处在共产党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而究竟该如何管理这些城市，是党在今后一段时期需要重点学习的问题。后两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从时间跨度上看范围更大。第三部分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从后续“三大改造”中依稀看到它们的痕迹。第四部分涉及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更是一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一直延伸至今的重要问题。正是由于这两部分更多地涉及长远战略性和前瞻性意义，因此很难给出一个具体合理的解决方案，学界据此也提出了“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局限。例如：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反对封建主义的估计不够，忽视了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将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断定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没有具体指出土地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这一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等等……受时代限制与认识水平的不足，这些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确存在，需要承认其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但是，在文本研读过程中，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问题，而是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三、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与城市斗争笔者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第二部分，即有关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是极具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定一方面顺应了国家发展的自然趋势，另一方面也对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历史地看，党工作中心上的这次转移并非首次。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一度盛行“城市中心论”，即攻打大城市以夺取政权的理论。事实证明城市中心论并不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因此，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近代史有关这一理论的提出以及其在实践中运用的论述已相当具体、完备。但是有关工作重点的另一次转移，即“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的相关论述仍有待补充。事实上，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段时期，共产党曾长期占领并统管如张家口、烟台、德州、哈尔滨、齐齐哈尔、石家庄等几十个大中型城市。但是相关的工作管理经验尚未系统地总结，也没有中央上的讨论、学习。这主要是党在这一时期仍偏重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和农村生产工作所致。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三大战役结束，中共中央也将要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进一步获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大量国民党统治下的大中型城市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由于长期侧重农民工作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于城市管理工作经验不足，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论断是适时且准确的。从内容上看，对工作重点转移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报告的三、四两点。首先，毛泽东指出城工作必须兼顾，一方面不能只顾城市而丢掉农村，但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城市而非农村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重要体现，可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程度之深。其次，是与城市中的反动势力包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展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斗争。毛泽东生动地将这些反动势力称为“不拿枪的敌人”。事实上，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党始终在与隐蔽在城市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做着斗争。正是由于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并强调了这一问题，才使得后续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能够更顺利地进行而没有过多地受到“不拿枪的敌人”的破坏。再次，是城市斗争中可依靠的力量来源。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是党重要的依靠力量，“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来共同消灭城市中的敌对势力。同时，学会规划和管理城市生活要与这一斗争同时展开，二者不可偏废。最后，在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城市后，始终要记得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城市工作的出发点。从发展顺序上来看，“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之所以先抓工业生产，是为了提升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与满意程度，从而壮大党在城市斗争中的依靠力量。而先国企后私企的顺序也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积累国家资本，也为今后五年计划的开展打下了基础。毛泽东还提到，在学习工业生产管理知识的同时，也要重视学习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商业、财税知识，综合运用相关知识来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毛泽东在有关城市工作最后的论述中说，要“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初读此句，笔者产生了不小的疑问。为何不先使城市中最贫困的那部分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而是先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呢？实际上，这是由我党城市斗争的依靠力量决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城市工作的依靠力量，周恩来也说过，“工人阶级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还要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今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工人阶级还要参加文化建设。”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今后接管城市工作的过程中，要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城市，必须“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主要的方法和途径包括三点：其一，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过低，且要求“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高”；其二，深入工人团体内部开展广泛的教育工作，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其三，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工人代表会将工人们团结起来，使党在城市中的工作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四、城市工作对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的意义以上仅就文本本身而言，对七届二中全会有关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基本政策进行了梳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我党有关工作重心的三次转移，即“城市——农村——城市”这一转变路径，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三次历史性大转折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是我党诞生以及早期工人运动开展的地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先就是在大城市中，在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播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领导层曾一度坚持城市中心论，造成了实力的极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脱离苏联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对于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这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则鲜有学者对其历史意义有过详细系统的研究。共产党开展系统的城市斗争和管理工作主要发生在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建立初，也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党领导下的城市工作是围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一主题展开的。首先，夺取全国政权的标志之一就是掌控并管理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其次，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把接管城市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一个契机；再次，相对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是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初步建立起来的，而新民主主义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条件；最后，党从治理农村到管理大城市是真正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真正开端。因此，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逐渐从国民党统治下夺取并接管城市工作，这是近代中国实现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一个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新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这也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重大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指导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管理经验和工作作风，这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变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总的来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我党的工作重心，更好地利用了城市的工业实力与资本财力，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只有真正占领了大城市，才称得上革命的完全最终胜利。毛泽东多次强调城市对党命运的重要性，“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并将城市工作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联系起来。五、总结与思考纵观近代中国革命史，城市和农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工作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不可偏废，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法宝”。之所以存在“城市——农村——城市”的转变，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并非去完全放弃其中任何一者。处理好城乡关系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报告中最为突出且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厘清了以往党在城市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基于文本的分析，本文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评价了城市工作的历史意义，认为此次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参考文献[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M].人民出版社,1991.[2]郑咪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城市工作探析[D].[3]王金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D].吉林大学,2010.[4]蔡双全.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1).[5]邓兰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及启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7.[6]任印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09(6):33-36.[7]李继华.不应夸大“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理论局限——与刘文瑞同志商讨[J].滨州学院学报,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