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中的战略互构_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非关系_三部曲_

共生中的战略互构：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非关系“三部曲”35*60马燕坤摘要：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非关系是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才出现的。独立主权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中国与非洲享有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利，而且双方能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磨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产生新的战略结合点。随着时局的转换，中国与非洲的交往频率与交往质量日益提升，共生性的战略目标应时产生并不断达成。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所形成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关键词：战略互构新中国中非关系“三部曲”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1-0035-42中国与非洲自古就有往来。而近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非关系则是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才出现的。独立主权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享有自主处理内外事物的权利，而且双方能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磨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产生新的战略结合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与非洲为争取生存发展权，在不断互动中建构与推进战略关系，呈现出“三部曲”的结构性态势，即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关注、由单一外交行为到多元外交行为的社会关系建构。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国与非洲所形成的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一、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一种趋势，即当这些国家获得独立自主权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由此加强。固然，“相互依赖的政治重要性取决于一个领域是否具有组织性，拥有明确而且得到确立的权威关系……只要某一领域被正式地组织起来，该领域内的单元就可以自由地实施专业化。”[1]“为了达成其中一些共识，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某种共同的命运可能会促使形成一种共同的认同）。”[2]中国与非洲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共识的达成正是缘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中非之间的政治革命共识。近现代，中国与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帝国主义的奴役使中国与非洲国家主权丧失，发展资源遭掠夺，发展时序被打乱。中国与非洲沦为殖民或半殖民社会的历史，就是中非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寻求国家出路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非洲达成共识，整合行为，缔造出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新型关系。其间，1949年和1978年是两个关键性的时间坐标[3]。前者发轫于革命的理想，后者则源于发展的理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巩固∗本研究获得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9Y005）。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36与强化及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做铺垫的任务。中国党和政府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建设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就，社会良性运行，生产力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中国不仅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且在外交行为上也展示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可以认为“成功的革命最终会实现社会系统的价值与环境之间的再度协调，而这是软弱无能或顽固不化的旧制度权威不能实现的”[4]。中国打出“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5]的口号。对于正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非洲来说，无疑能产生较强的影响。比如，“自中国获得革命性反抗殖民主义国家的美誉，加纳、几内亚和马里三个支持运用武装力量的西非民族国家就与中国建立了关系”[6]。“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由毛泽东著作所体现的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也给了阿尔及利亚解放军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和影响”[7]。这充分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政权建设的成就对非洲的牵动。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使几乎“每个非洲人都知道，正如别人也懂的那样。没有独立统一，国家就没有权力；没有独立统一，国家就无法生存发展”[8]。这一过程中，中国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和实际行动支援着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从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斗争，到南非黑人的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到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前后几乎半个世纪，中国始终如一站在非洲人民的一边”[9]。与此，“非洲各国人民也在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孤立中国的图谋中，给予积极支持，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0]。非洲国家承认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1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行动指南，双方在信念、认知、行为上取得一致性，其中一方对另外一方来说是一种外源性的支撑力。中非之间的合作发展意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使中非合作发展有了可能。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各种体制从旧时的适应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形态，转向了适合和平与发展年代及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形态，转向了极具特色和灵活性的政治体制、经济机制、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12]。这一转变相应促成中非国际战略关系的转型。政治革命不再是中国的国内重点任务，也非中非达成共识的核心基础。与此，非洲国家亦从灾难中崛起的新中国得到启示，再次发现中国。中国的成就给他们在发展道路上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提供了参照。尽管非洲在20世纪后期出现社会主义浪潮泛滥的发展奇观，诸如“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村社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玛社会主义”[13]，但无可置疑改革开放后启动的从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非洲的巨大鼓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及非洲局势的转变预示着新一轮中非关系的到来。“20世纪90年代中叶后，非洲国家总的来说，政局趋向稳定，经济也能持续发展，出现了历史上较长一段时期的好形式。特别是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团结合作更有新的发展。非洲的地区性综合政治合作组织历来发展较好，其中有12个地域性组织很有生命力，著名的有西非国家经济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7月，在非洲统一组织举行的第37届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全非洲组织——非洲联盟，表示在未来一年里将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过渡”[14]。非洲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得到强化，形成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的内源性基础，“非洲人在整个世界中的政共生中的战略互构：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非关系“三部曲”37治、经济……地位有益于旨在团结一致的意识表达”[15]。“或许，当代的非洲足以说明当今的国际社会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16]。中国在21世纪能与非洲继续合作，客观上跟非洲自身实力的提升密切相关。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的举办，将历久弥新的中非共识推向前沿。“中非合作论坛”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在互动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生共赢及关系的长治久安，最终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合作是维系中非关系持久性的重大命题。诚如基欧汉教授分析的那样：“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17]。总之，“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它们彼此之间的行动，而国际关系则是由两国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形成了存在于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力的性质——目标如何？成功与否？结果如何？”[18]。中非关系进程中，从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诚然是凝聚双方的纽带。二、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命运关注每个时代都有其内在结构，由一定认知理念和行为逻辑体现。中非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命运关注的行为整合，体现了双方认知结构与行为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调整与转变。上世纪，由于冷战局势影响，国家间“最初纳入‘安全’范畴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19]。冷战结束，两极对立瓦解，世界对安全的认知也相应发生转变。这首先由于人们失望于冷战所诉诸的政治、军事战略，其次源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新问题的涌现，再次是第三世界内外政治矛盾的缓解甚至消除。中非安全观同样经历了转变，进入21世纪后尤为显著。传统安全观整合中非行为。中国与非洲都脱胎于殖民统治。当获得独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主权。比如，“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菲律宾以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界定‘盟友’和‘敌人’的基本标准，十分强烈地将刚刚建立又是近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其政治上的主要攻击对象”[20]。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亦从不同侧面威胁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主权挑战与政治安全威胁是新中国的困境。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维护主权和政治安全成为新中国的重大任务。即便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同样以维护主权和政治安全为宗旨。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核心内容便是一年前由中国和印度首先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亚非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政治安全的原则。在此指引下，中非不仅坚固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独立、增进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雄心，同时还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了战略关系的新建。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始，以至后来很长时间内，至少在冷战结束前，中国与非洲对自身安全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安全层面展开的。这跟中非刚从殖民统治的深渊走出有关，同样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一定意义上，非洲的国内局势及国际处境，是促使中国转向非洲同其在传统安全上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个动力源。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地区冲突是去殖民化未完成议程的主要内容，但冷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22]。“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支持的地区性武装的增加，推助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政权的出现，同时扭曲了国民支出”[23]。比如“小规模的军队和轻型的武器涌入了像卢旺达、苏丹、索马里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国家，这不仅煽动了战争，而且还挫败了国际社会禁运武器以及迫使政党尊重人权的努力”[24]。传统性的安全隐患仍然是非洲最大的发展困境。“民族冲突与内战的不断扩张，流浪者和政治难民持续增加，大规模的流民越过边境，迅速成为后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人权与安全问题之一”[25]。鉴于此，国际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38社会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参与到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中。“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经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12项维和行动，先后派出3000人次维和人员。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加大了在维和行动上的力度，向联合国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和苏丹的维和行动派出了成建制的非作战部队。目前，有1273名中国维和军事人员在非洲参加7项维和行动”[26]。因此，非洲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军事安全仍是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冲突调控与冲突解决仍是非洲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毫无例外卷入到非洲传统安全的维护上来。非传统安全观整合中非行为。某种意义上，在现代化进程中非洲国家显然没有其他国家幸运。非洲国家除了饱受剪不断的传统安全问题之苦外，非传统性的安全问题同样是非洲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由于人口膨胀、过度垦殖、过度放牧引发的环境恶化在非洲大陆不断蔓延，全球变暖不得不关注非洲日益减少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保护黑犀牛和大象，而且在非洲日益减少的具有医疗价值植物和动物可能会阻碍医学研究”[27]。另外，非洲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呈现膨胀趋势。如疾病、艾滋病等疫情持续泛滥。由此，非洲的安全问题不仅体现在政权、军事等领域，同时还牵涉到环境与生态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回避的现代化困境，但是非洲由于面临错综复杂的严峻局势，此种问题由此显得格外突出。与非洲有着外交关系的中国同样没法回避这些问题引发的牵动。为此，中国在与非洲开展外交关系时，将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关注提到了时代的前沿。固然，“了解与正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明确每个国家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并为此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人类社会在新世纪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也是铸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