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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二次大战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各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间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分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为一体，并表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我们应利用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在WTO的框架内，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不断开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一、关于走出去引进来战略二次大战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各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竭力维护传统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有利自己的水平型国际分工，集中发展资本、技术乃至知识密集型的行业，而把一些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特殊的“垂直水平型”的产业分工。比如，简单加工工业与复杂加工工业之间的分工，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又出现了新特点，即国际分工的形式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发展趋势在20世纪末已经充分显现，并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在要素分工的环境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不再是简单加工工业与复杂加工工业之间的分工，以及劳动密集型工业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而是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之间的分工，甚至是设计与制造的分工，即产品研究和设计在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制造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如果我们把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的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经济活动，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每一项生产环节就是这一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分工细化必然会产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该产品价值链将被分解成若干独立环节而处于不同企业的控制之下；二是尽管这些不同的环节仍然处于同一企业(如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跨国公司也必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将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放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地点。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然会导致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转变为以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将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随着国际分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为一体，并表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随着分工形式的变化，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逐步向公司内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发展，加工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这种贸易形式的转变是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密切相关的，是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全球资源整合、分工优化配置的过程，就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过程。通过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不同环节进行了分工，实现了产品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的全球优化配置。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么一个分工环境中，决定现在和未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交换中所获利益的，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是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因此我们应当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来规划中国的开放战略。在国际分工深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形势下，高新技术、资本与低成本劳动力的结合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我国现阶段最大的要素优势是无限供给的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引进外资与我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工厂，就是必然的现实的选择。而且，这种结合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做到。实践已经证明，以丰富劳动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不仅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且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界的“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产品加工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趋势。当代国际分工的新特点为我国利用劳动力优势参加国际分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的优势已经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制造上，而且将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的生产上，尽管从整体看产品可能是高技术产品。目前技术含量高的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还远未形成主流，但在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方面，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这不仅表现在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上，更多地体现在中国这些年发展所积累的大规模加工组装业优势和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巨大的市场规模，这些比较优势就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保证。未来20到50年内，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的制造。应该指出的是，其一，我们强调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制造业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自己的高科技产业，我们只是强调高科技产业的选择方针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高科技产业不应该作为现阶段的根本的战略选择。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就业问题;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丰富。当然，我们应该注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二，我们强调以我国现实的优势、丰裕的劳动力为基础参加国际分工，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我国要永远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相反，我们应该不断提高要素质量，以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其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没有国际竞争力(否则就很难理解这么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能打造名牌、培育出国际性大企业。其实，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挑战和机遇，关键看怎样应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补性国际分工改变了传统的形式。在存在国际间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不仅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是明证。我们应利用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在WTO的框架内，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不断开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二、关于走出去引进来战略第一，走出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1.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使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加强了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使得资源配置全球化。2.适应国际惯例的需要。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我国市场运行的规则将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入世以后，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加激烈的竞争。马来西亚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有棕油，有石油，有矿石，有木材。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缺乏研制设计开发的能力。中国的机电设备已经具备了从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制造业有比较优势。中国和马来西亚双边贸易发展很快，去年是140亿美元，今年有可能突破200亿美元。从东盟国家来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贸易额是最大的。截至2002年底，马来西亚在我们国内的投资是60亿美元，中方在马来西亚投资只有2亿美元，所以马方强烈要求中方去投资。现在马方的关税已经降5%以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第二，政府如何为走出去的企业创造条件1.为走出去的企业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政策。十六大已经确定了“走出去”战略，十六大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的品牌。这段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事业，并不是说大家一哄而起。另一个，要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知名的品牌。因此，我们走出去不能不顾条件，一哄而起，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因为走出去很复杂，你要了解走出去的国家的国情，了解它的商业环境，要了解它的法律环境。2.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在这一点上，国有、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都应该可以。但是现在看来，有优势的企事业走出去的条件比较好，而且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机制。另外，民营企业走出去，因为它有灵活的机制，适应性强，产权结构很合理、很明晰，经营机制上有优势，国家也不承担风险，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很强。比如浙江的飞跃集团，原来靠300块钱起家这个老板原来是修皮鞋的，然后就制造缝纫机，前年出口近7千万美元，给国家创造利税1.65亿人民币。3.加强境外的国有资产的监管。在走出去方面有人担心，走出去没有监管不行，怕国有资产流失。把资产搬到国外去，有的甚至形成夫妻店。赚钱的自己留下来，亏损的，国家承担了。所以对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加强监管非常必要。要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要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自主权。如果这种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就扩大自主权，国家承担的风险就更大。4.促进我国跨国公司发展。走出去能不能成功，靠什么？靠机制、靠人才、靠实力、靠品牌。但是目前，我们的企业往往机制不健全，人才缺乏，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很少，著名的品牌也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要发展品牌战略，要建立健全机制，要使得我们走出去的企事业单位有这样的实力，要有跨国公司。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竞争力。5.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的合作。尤其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