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培育和建设我国世界城市的背景与策略时间:2010-7-121:34:31来源:十堰日报申兵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工业化将加快由中期向中后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会明显加快;城镇化率在“十二五”中后期将超过50%,城市社会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明显增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继续增强。这为加快培育和建设我国的世界城市提供了新的背景。目前学术界对于世界城市的定义并无定论,但一般认为世界城市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领域直接影响甚至控制全球事务的城市,是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顶端城市。世界城市与“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城市”等概念既有联系亦有区别,这些概念均反映出城市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而“世界城市”更能体现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是国际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等则重在反映城市的国际化性质。培育和建设我国世界城市的新背景与全球化发展相伴随,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于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地区之间更迭,新兴世界城市应势而迈上历史前台。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在18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为代表,英国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性中心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向北美,二战结束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地位达到高峰,纽约成为继伦敦之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核心城市。20世纪60年代后资本国际化趋势加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促进了东京作为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城市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了滞胀困境,大量国际资本(主要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开始涌向东南亚地区,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亚洲美元市场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瓦解后,各国纷纷解除外汇管制,国际资本跨国、跨地区流动加快,香港抓住机遇,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其在全球的城市地位得以提升。始于2008年末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也必将进一步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2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逐步提升,经济力量向这些国家转移的速度将有所加快。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良好的经济总体态势更加突出。2008年我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而联合国在年前刚刚发表了一份报告预测,2009年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表明着中国经济将成为带动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引擎。目前我国金融资产的增长贡献率占到新兴市场国家的1/2,约占新兴市场国家总额的1/3。我国金融资产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交易需求,有可能引起发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布局的重大调整。我国将更有可能利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加快推动“走出去”等机会,进一步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确立世界大国地位。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都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加快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同时,必然蕴含着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机遇。表部分城市金融业发展状况对比注:纽约大都市区数据为金融保险业数据。占服务业和经济总量比重为金融保险业占私有部门服务业总产值和私有部门所有产业产值比重。资料来源:纽约市金融业数据及占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香港金融管理局季报2006年3月,占服务业比重根据纽约网站资料推算。纽约大都市区、香港、北京和上海数据根据BureauofEconomicAnalysis,U.S.DepartmentofCommerce、香港年报2008年、北京统计年鉴2009年和上海统计年鉴2009年中相关数据计算,法兰克福数据来自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2006年3月,伦敦数据根据上海情报服务平台、《全球性国际城市的服务业及其发展历程(2):伦敦》中相关数据计算,东京数据根据东京都网站东京都统计资料中相关数据计算。3在这一背景下,培育和建设世界城市成为提高我国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因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担负着全球经济的管理和集散功能,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总部依托这些城市发挥着对全球经济的指挥和调控作用。全球化发展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已越来越集中体现于各国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集中体现于该国是否拥有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高端地位的世界城市,换言之,一个国家核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如果没有世界城市,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就有可能处于被动地位,聚集及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就有可能受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有可能削弱。因此,我国能否形成世界城市,关乎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有望成为世界城市的城市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许多城市对于建设“世界城市”、“国际化城市”、“国际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热情高涨,1995年全国有50多座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1996年有75个城市提出上述战略目标,而到2004年,提出此类目标的城市达到183个。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是充分表明各城市政府对于城市国际化的重视。希望利用开放条件下资金、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快,促进城市发展和城市地位的提升。应该说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二是具备条件的城市需要把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城市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我国大陆地区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较为长久,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我4国开放的龙头城市,具有建设世界城市的条件和潜力。应该说这些城市以世界城市或国际化大都市为其发展目标是合理的。三是许多城市混淆了国际化大都市与国际城市的区别。一些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对外联系较为密切的城市,不论城市规模大小,不论城市主体功能是否国际化,都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城市的目标。表明对于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及国际城市概念的认识上还存在误解或偏差。四是受地方政绩考核机制、地方财政体制等多种的影响,城市政府希望提出宏伟目标以形成发展“概念”,在此概念下可以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进行城市建设,还可以借此提升城市品位,抬高地价,增加城市政府收入。这可能是许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论世界城市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规模。规模是城市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基础,只有具备相当的经济、人口和空间规模,方能容纳和有力支撑全球性控制组织在本地的运作和发展。二是具有控制能力。控制力表现为经济文化结构的高度性和全球经济社会管理的总部效应。城市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以及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各国使领馆、地方代表处、国际组织总部、文化传媒机构总部数量是反映控制力的参照指标。三是沟通力。城市沟通、辐射范围和强度真接决定其在世界城市网络5体系中的地位等级。人流、物流、信息流是反映沟通力的重要指标。四是城市活力。移民,特别是国际移民往往是城市中最具活力的人群,移民的流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人力资本,更通过移民文化的注入而增强城市发展活力。五是创新。包括科技研发、文化创意和制度创新。六是可持续性。城市的环境和资源应该能够保障承受起大量经济要素的流动。我国(本文分析中均未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有望成为世界城市的城市,可以利用上述条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但实际上我国能够最大程度满足这些条件的城市无疑是我国最为发达的城市,也就是全国城市体系中核心城市。因此,我国《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5-2020年)》中列出的全球职能城市,即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应是我国最有条件成为世界城市的城市。国际上不同的学者和机构对于世界城市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级,这些分级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我国有望成为世界城市的城市。英国列斯特郡拉夫堡大学的“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于1999年开始尝试为世界级城市定义和分类,分类主要标准是城市设有跨国公司营业处数目。这一机构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级,不同级别中再分次级类别。在其对于2008年242个城市的分类中,纽约和伦敦为第1级别中第一类城市,即全球城市体系中最顶级城市。我国有三个城市入选,香港和上海6为第1级别中的第二类,广州则列为第2级别中的第三类城市。再如,1998年英国电讯咨询及国际通讯对占世界5%的25个全球城市电讯竞争力排位,从全球电讯流量的角度反映全球城市体系,北京市列第25位。国外学者马克?亚伯拉罕森建立了综合指标体系对世界城市体系的位序进行研究,在其认为的23个世界城市中,位于第1位的为纽约,我国的香港和北京入选,分别位列第7位和14位。又如,2009年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对世界各主要城市金融业地位进行排名,伦敦和纽约分列第1和第2位,香港列第3位,上海和北京分列第10位和22位。这些排名和分类中涉及的香港、上海、北京和广州无疑是我国最有望在世界城市体系高端占有一席之地的城市。培育和建设我国世界城市的策略中国社科院对2007/2008年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排名中,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香港仅排在全球500个城市的第26名。可以说,我国城市发展在世界上总体处于中下水平,建设世界城市任重而道远,为此需要城市政府付出巨大努力,也需要国家在相关政策方面给予支持。从城市来看,首先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形成,作为全球经济、7文化中心的世界城市,其城市功能必然要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使组织、管理、协调等服务功能成为体现其城市中心性的主要功能。作为这些功能载体的生产者服务业往往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产业,其中的金融业则以其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资金融通功能,成为了世界城市核心产业(参见下表)。世界城市通过货币、汇率和其它金融工具对全国、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实施影响和控制。二是加强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建设。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责在于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合约履行以及投资者财富保护制度,在于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独立的第三方法律及司法体系,并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公正的市场环境。这一点对于我国城市而言更为重要。在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中,上海和北京在关于商业环境指标(包括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评价中得分较低,表明我国城市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微观干预还较多,市场化进程还有待提高。三是切实提高城市宜居性。世界城市是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而人类活动的集聚往往导致城市病的发生。世界城市对于各国移民的吸引力,对于高端人才吸引力,对于创意阶层定居和知识型企业入驻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能够提供事业发展的良好前景,更在于满足居民在居住、交通、教育、8文化和环境等多方面的较高需求。目前,上海、北京等城市政府为吸引高端人才,都制定了解决户口、给予收入补贴等多种措施。除此之外,相关城市政府还需要切实加强城市安全、健康保健、居住、交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以提升城市的宜居程度。除城市政府的努力外,国家政策的支持也至关重要。世界城市的形成在于其要素流动的国际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世界城市形成的快慢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小密切相关。由于金融服务功能在世界城市功能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步伐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进而影响到我国世界城市的发展。目前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国内外的资金还未实现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形成,取决于国家金融战略下的政策调整,取决于我国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以后国际金融市场的博弈。在此背景下,国家金融政策改革的试点权利赋予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有可能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上获得先机,目前各大城市纷纷争取国家政策试点,正是看准了试点所能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目前我国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历史过渡期内,应明确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充分发挥上海金融市场9种类齐全、金融机构体制健全、金融发展环境良好的优势,先行在上海开展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的要求,在重要政策的试点上向上海倾斜,加快促进上海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