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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中的国家利益原则战略是治国安邦之道。归根到底，战略思维所要寻求的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研究战略问题，既需要科学方法，同时又需要一种感情境界。只有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才能真正做到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强国安邦的规律和良策。反而言之，很难设想一个不以国家命运为然的头脑能够提出高明的战略见解。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得不到任何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尊严。然而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外来威胁依然现实地存在。因此，对于一个中国的战略研究者来说，更应具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一)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战略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中国古代一些优秀的军事家早就明确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即如《孙子兵法》第一句话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是把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作为战略思维的起点与归宿，提出战略家应当具有的最高责任和思想境界。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即使是联盟战略，也不能凌驾于各加盟国自身利益之上，而只能是各国共同利益的体现，否则这个战略一定会失败，联盟一定会很快解体。因此，战略思维总是从国家利益中获得思想的原动力。帝国主义政策是掠取别国的利益，要么是欺凌弱小国家，要么是相互之间的争夺，它们的进攻战略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必须保卫自己的利益，由此出发制定防御的战略。一些国家寻求扩张自己的利益，另一些国家要抵制这种扩张，维护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世界各国战略的根本对立点就在这里。从战略的立场来看，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战略研究必备的思想境界。缺乏这个前提，或者这种情结不浓重，就根本谈不上研究战略问题。即使是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同盟国内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国际内部和阵营内部，也都以不丧失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原则。即使在共产国际权力最大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明确主张：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有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在西方，15世纪时，欧洲封建割据的局面正在瓦解，国家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些欧洲大国逐步形成。在这样一种政治趋势下，国家利益被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提了出来，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意义。按照当时的解释，国家利益就是集中和代表全社会的公益，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政权理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说：只要是出于公益，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背离善的道路，但在必要时也善于走恶的道路。当时英国一位外交家亨利·沃顿说得更加露骨：使节是派到外国去为本国利益撒谎骗人的好汉。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封建阶级的政治本质。现代西方国家继承了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国家利益学说，但进行了一些改造，使之对内带有资本主义民主的色彩，对外是扩大资本主义利益的依据。可以看到，无论封建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利益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一方面它客观地反映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推行国内外政策的思想工具。当今一些强权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国外，依靠强权的扩张政策使其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不仅远远超出了国界，而且这些利益的取得往往是以其他国家利益的丧失为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本国人民生存与发展条件和权利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安全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对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全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对外则有利于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交往，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上应当明确，我们研究战略问题只能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利益出发。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方面，必须以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的态度处之。国家主权利益是世代相授、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斗争，谁也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与领土随便让与他人。不清楚这一点，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以至成为历史罪人。清末，慈禧太后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态度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安全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据有的材料记载，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商讨战胜日本以后的安排问题时，蒋介石想的还是准备打内战，只提出收复东北失地，连台湾、澎湖列岛都忘记提了，倒是罗斯福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另据前苏联《远东杂志》披露，在1949年7月联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高岗竟擅自建议宣布中国东北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这种背叛行为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厉批评。连斯大林也觉得这个提法太离谱，便回答说：我们不能同意，张作霖同志!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肯妥协。苏日北方四岛之争、两伊阿拉伯河之争、希土爱琴海峡之争、英阿马岛之争等等，皆是如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先后同英法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领土主权、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的神圣事业。建国以来我们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历次自卫反击作战，包括珍宝岛作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以及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岛礁的作战，都充分体现了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总之，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维护国家利益是战略的神圣职责。(二)战略思维中的忧患意识从大的方面讲，国家利益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安全利益，一个是发展利益。军事战略直接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并通过武装力量的准备与运用，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忧患意识是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战略思维的固有特征之一，也是战略研究不可缺少的感情动力。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战略就是防止和消除国家忧患的艺术，包括消除动乱之患与被侵略之患。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会面临各种关系自己兴衰存亡的斗争，包括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以及同自然界的斗争。忧患意识就是这种斗争的客观反映与实际需要。由于历史传统、地缘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忧患意识或强或弱，这个特点必然表现在战略思维中。中国的战略思想历来强调忧患意识，尤其重视防患于未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留下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古训，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都是流传千百年的警世之语。强调对忧患保持清醒的认识与警觉，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华民族的成长经历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忧患是我们民族生存环境的一个部分，尽管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个部分。中华民族的发展总是与各种忧患相伴随，在斗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我们常说战略应当是富有远见的，这首先是指能够清楚地看到国家在前进道路上必然和可能遇到的障碍，预先提出和准备好了应付的措施，从而能够在重大事变发生的时候临危不惧，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西方国家也有类似忧患意识的理论。在现代，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汤因比的挑战与反应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挑战与反应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机制。在任何历史时期，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文明都会面临自然的与非自然的挑战，克服了这些挑战，民族就会发展，文明就会进步。因此，挑战不总是坏事，而往往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激励。只有当一个社会不能对挑战作出有力的反应，缺乏创造性、勇气与适应能力，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用这个理论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不全面的，但它能够从比较积极的角度强调忧患意识，也是战略思维所需要的一种品质。忧患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感，而且更直接地来自于现实存在的安全威胁。当代，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威胁的范围更广、方式更复杂、手段更多样。政治和军事威胁自古就有，但经济威胁、文化威胁在近代和现代越来越明显。地理条件曾经是阻遏军事威胁的重要条件。所谓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反映了古代关山阻隔、凭险据守的形势。在外国，古代或中世纪，甚至是拿破仑时代，国家的战略边疆无不受地形限制而不能无限制扩展。拿破仑曾说：各国的边界，或是大河，或是山脉，或是沙漠。在这些进军的障碍之中，沙漠是最难越过的，山脉次之，大河不过居第三位。但在现代，这些全都不是战略上的障碍。美国的前沿部署也好，后来调整为前沿存在也好，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很小，可以威胁地球上的任何角落。核武器不仅威胁敌国，甚至威胁到整个人类。大到战争，小到恐怖活动，制造威胁的方式与途径越来越多。世界联系紧密了，社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但不安定的因素也增多了。导致不安全的具体因素很多，如政治斗争、经济竞争、领土与资源的争夺、民族与宗教的冲突等等。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强权政治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之中。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友好、尊重、互利与合作，不是善意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与不平等关系，而是力图继续保持与发展业已取得的强权地位；不是协商解决矛盾，而是靠强制的手段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志。强权政治必然制造矛盾与冲突。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讲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威胁，有些是事实，有些则相反，正是某些叫嚷受到威胁的国家在制造威胁，在向别国施加压力。一些大国蓄意制造中国威胁论就是明显的例子。我国实行积极防御战略，不侵略别人一寸土地，不在国外驻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我国的战略边疆与地理边疆(即国土边疆)相一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防，与一些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所谓国防根本不同。但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我国的战略边疆长期实际上小于应有的国土边疆。战略思维是和国家利益、民族前途紧密相连的。对于一个百年来不断遭受欺凌、侵略的中国来说，忧患意识不能不更深刻地植入我们的战略思维之中。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同外国侵略者订立那么多的割地赔款的条约，也没有一个国家成为众多列强宰割的对象。一个世纪之久，中国人民仍然没有抚平心灵的创伤。世界上，除法国曾作为德国施利芬计划的灭亡目标之外，只有中国曾面对着像日本《宇内混同秘策》、《田中奏折》那样蓄谋已久、令人毛骨悚然的战略威胁。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首先被侵略而奋起抗战，同时又是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仍然不时处于被出卖的地位。先是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背着中国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声言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种拿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无视中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在这个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的态度是一致的。当时重庆政府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对于第三国间所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中国共产党发表意见说：东北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民族的神圣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美苏等国在雅尔塔又背着中国作出了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不尊重。在现代，我国的安全环境已经有很大改善，但在许多属于我国的内政问题上，我们仍不时感受到西方的无理干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总有一股反动势力制造两个中国，台独危险在增大。我南海领土和资源继续被强占和掠夺。中国人民渴望在和平环境中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障碍，在民族意识与战略思维中必须保持对各种忧患的高度警觉和防范。(三)维护国家利益的历史责任国家利益，生存至上，发展至上，统一至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是战略的首要问题。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责任，是战略研究必须着重考虑的大问题。首先是国家统一的问题，焦点集中在台湾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国防的屏障作用。17世纪以来，台湾曾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