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与定性二大类.一般而言,在理论架构清楚,欲求取变数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使用统计分析之定量研究方法较为适合.而对某些问题缺乏明确观念,及其理论架构未成熟之探索性研究,则采定性研究方法较为适宜.知识管理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管理议题,企业在这方面的实作与采用尚未达到成熟的阶段.而且从现有文献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於知识管理的定义,范围与影响推动知识管理之因素,存在著许多不同意见.因此,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将目前实务上所发生的事件予以忠实地描述,以归纳整理出研究变数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可能是一个较为合适的方法.而研究发现亦可能有助益於后续相关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本研究主要欲了解高科技公司现行知识管理的作法,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推行知识管理活动上所扮演的角色.在性质上较偏向於探索性的研究,因此采用定性的个案研究法做为本研究主要的分析工具.二,研究设计(一)个案选择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乃是限定在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中,目前实行知识管理较富有代表性的公司.之所以选择高科技公司,主要的原因为高科技产业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知识的交流互动与人员拥有的智慧资本是研发创新的原动力,也是该类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此显示知识的管理在其日常经营管理中应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此外,高科技公司导入知识管理的过程与相关制度,是许多学者积极研究的对象,同时亦是其他企业欲推行知识管理时之学习参考依据.因此本研究针对高科技产业选出四家厂商做为研究对象,其资料如表1所示.由於受到各厂商受访者的要求,本研究不列出四家公司的名称,而仅以英文代号表示.知识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间互动关系之探讨---以台湾高科技公司为例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二)资料收集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分为二个部分.在初级资料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厂商进行访谈,访谈的过程是以半结构式的问卷为主.访谈的对象则为该公司实际负责知识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部门的人员.研究问题是依据本研究之目的,目前高科技产业的现况,及各学者的理论基础为依据所发展出来,主要有二大构面: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的取得,创造,扩散与蓄积等四个流程.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招募甄选,教育训练,绩效评估,薪资奖酬等四方面.在次级资料方面,参考相关的网站,期刊,档案,报章杂志与书籍,以及受访者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再加上研究者个人的直接观察等,运用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以寻求对於个案公司有更正确与完整的了解.(三)资料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是透过个案的描述,并依据相关文献作为资料分析的指引,将所收集到个案公司之资料与理论相互对比,以及将相关的事件予以连结,藉以探讨研究变数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推导出命题,结论与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先就公司的背景与经营理念做一了解,再将知识管理的实际作法依知识取得,创造,扩散,蓄积四个流程予以系统化地陈述,并归纳个案公司在推行知识管理时所遇到的困难或挑战.其次,就个案公司人力资源系统中的甄选,训练,绩效,奖酬等四项活动加以分析.接著再将人力资源活动配合上述知识管理的四个流程分别进行交叉比较分析.此部份将以矩阵式的表格呈现其结果,如表2~4所示.中山管理评论[作者:张建君张志学转贴自:管理世界点击数:55更新时间:2006-4-26文章录入:abc123]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内容提要」所有企业都需要采取合适的政治战略去应对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为企业发展赢得优势。本文利用作者在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积累的材料探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中国目前转型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环境和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重要性,然后根据实地资料概括总结了企业家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战略:先发制人的战略和被动反应的战略。导致两种不同战略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面临的资源和能力约束:地方文化氛围、企业规模和企业家个人特点。由于这些因素难以模仿和复制,不同的政治战略通过影响企业成本、收益和合法性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文章在最后给出了对管理的启示。「关键词」企业(家)/企业—政府关系/先发制人的战略/被动反应的战略/田野调查一、引言企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战略对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目前转型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环境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应对政府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政治战略在民营企业的战略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面对目前的政府环境,企业家的政治战略有那些?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之间不同的政治战略?不同的政治战略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后果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民营企业制定合适政治战略和政府部门改进服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我们理解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组织的竞争优势等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尽管政治战略和企业的政治行为在中国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人们也广泛地相信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西方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的重要性(如Vanhonacker,2000),但国内几乎没有学者对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多从规范的视角(Normative)讨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arm'slength)。企业应该从市场中寻求竞争优势而不是靠与政府的关系寻求额外的租金。有些学者(如张维迎,2002)还从学理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企业与政府走的过近无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对于我们建设规范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既不能概括中国在转型时期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现状,无助于我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也根本无法在实践上说服企业与政府保持距离。本研究因此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探索。我们从实证研究中解析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找出决定政治战略差异的因素以及不同政治战略的后果。这样做并不是要把现实合理化,而是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力争找到可行的方法来改进现实。解决问题首先必须了解问题,预测未来也首先必须了解现在。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本文第一作者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和第二作者数年来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的材料积累。2001~2002年,作者在苏南和温州先后进行了两次共11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共访谈300人左右,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工人、当地居民和有关专家等。政府官员中包括在县级及以上(包括省市)工作的39人,乡镇工作的45人,村干部22人,企业家主要包括自己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和部分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主要是苏南)的企业家。作者采取政府部门正式推荐(作者对企业的行业代表性和规模代表性提出了要求)、朋友介绍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走访了65家企业,其中苏南32家,温州33家。其中,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的有28家,100~500人的30家,500人以上的7家;行业则是根据每个地方的行业构成从每个行业中选取有代表性(大中小)的企业。以温州市龙港镇为例,作者访问了5家印刷企业、3家纺织企业、1家标牌企业,而这3个行业正是当地的主要产业。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是深度访谈,作者对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平均为2~3小时(一个上午或者下午),对有些重点访谈对象作者共访谈3次之多。访谈采取半结构化的方式,事先拟定采访提纲,对所有企业都问及相似的问题,如企业家个人经历、企业发展历史、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与社区的关系等等方面,得到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尤其需指出的是,由于作者与两地的长期接触,作者与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作者能够得到采访对象的信任并取得真实而丰富的资料。在苏南调查时,作者曾与1位企业家在一起长达3个月之久,近距离观察了他的经营和公关活动及他的企业。本研究是定性研究,其真实性、深刻性和丰富性是定量研究所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在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敏感性的情况下,采用建立在一定信任基础上的深度访谈所获得的资料远比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得真实和丰富。而且,在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本研究为以后的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的框架、观点和材料也得益于本文第二作者多年来的科研和教学实践。这些实践印证了苏南和温州的现象并不是两地特有的现象,而是有着普遍性。这也是本文为什么取题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的原因。本文的组织如下。首先我们定义了政治战略,讨论了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政治战略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然后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先发制人和被动反应的战略)和每种战略下的具体战术,随后分析了导致企业采取不同战略的约束因素,接下来分析政治战略影响企业表现的机制。文章在最后给出了研究对管理的启示。二、政治战略的地位总体上来讲,企业的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相应的,企业必须针对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做出反应以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见图1;Baron,1996)。企业—政府关系是非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企业的政治战略也就被认为是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例如,Epstein,1969;Light,1998;Schuler,1996;等)。市场环境决定政治对企业的重要性经理政治环境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商业机会相对于市场行为,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来谋取企业自身利益的行为(Mitnick,1993)。在西方,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企业生存和持续成功的公共政策结果(Baysinger,1984;Keim&Baysinger,1988)。如果企业或企业群体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和范围,以致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时,那么公司的政治行为就可以被视为是战略导向的(Salorio,1993)。在一些行业和某些企业,企业从政治战略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他们从市场中获得的利润,因而对企业来说,在企业整体战略中把政治战略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甚至是突出的位置,整合市场战略和政治战略也就变得非常重要(Baron,1996)。如果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政治战略就应该在企业战略中处于优先的地位(Yoffie,1987)。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虽然政府与企业之间通过特殊关系发生利益输送的情况也时有所闻(如引起广泛质疑的切尼与他所服务的公司之间的关系),但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是通过制度的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影响公共政策,利益群体的竞争构成了企业政治战略的主要形式。文献里已经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具体的政治战略的研究,比如政治捐款(politicalactioncommitteecontribution)、游说(lobbying)、公关广告(advocacyadvertising)、基层动员(grassrootsmobilizations)(注:基层动员主要指动员与企业有关的各种群体(如企业员工、消费者和企业有交易关系的其他企业或团体等)向他们所在地区的议员施加影响。)等等(如Baysingeretal.,1985;Keim&Zeithaml,1986;Sethi,1982;等)。在中国的环境下,政治战略是指企业通过接近和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做法和行为。虽然民营企业群体,尤其是某些行业内的企业家群体,通过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以达到自身目的的情况在近些年开始出现(如2003年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压力使国务院事实上撤回了先前中国人民银行对房地产行业信贷政策的严厉规定。,2003年9月23日),但普遍的情况是:企业和企业家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的个人关系来取得对本企业的好处。也就是说,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的或非法手段的使用(如行贿等),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目前商业中的重要性。尽管对于关系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