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刘江永2013-02-2516:07:08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内容摘要：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关键词：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钓鱼岛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为“国益”。但是，究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伏。例如，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相关的日本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和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二战后，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谈论国益问题时曾经相当低调。日本驻韩国公使兼原信克指出：外交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利益，“不知本国国益的国家就不能开展外交”。然而，对日本来说，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战略”、“国益”等词汇在日本的语境中有一种军国主义的味道，几乎被视为禁语，“国益这个词的复活是最近的事”。“所谓国益是日本国的最高利益”。如同《论语》中所说的“兵”、“粮”、“信”，即安全、繁荣与伦理价值观。只是拘泥于本国利益的国家，难以得到别国普遍尊敬，反而容易受损。经常考虑使全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时最大化的国家往往受到信赖，得到尊敬，最终获益最多。①21世纪初，受过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熏陶而强调国益的一代日本人登上执政舞台。他们热衷于追求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日本媒体也经常高谈阔论国益，尽管日本人对国益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国益”就好像一根魔杖，只要一说就会不知不觉地使人认同。(一)错误的“国家利益观”曾经导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近年来，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1951年外务省根据吉田茂首相指示撰写的调研报告，题为《日本外交的失误》。该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外交“不能只拘泥于条约的字句，而忘记政治意义及影响等根本”，“在根本发生错误的情况下，即便在细枝末节上煞费苦心，最终也只能聊以自慰而已”。②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赞小原雅博2007年出版了一部力作《国家利益与外交》。他在该书前言中首先引用《论语》所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然后指出“国益乃国之根本、外交之根本”，“误判国益国则亡”。③小原作为外务省官员出版这一重要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呼吁日本当政者和公众不要再犯误判国益的根本性错误。这是因为，尽管国家利益是思考、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会对国家利益做出误判，甚至导致近乎亡国的灭顶之灾。小原雅博意识到，“国益的概念非常重要，但也是危险的”。④他对日本战前、战后和冷战后的国益认知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即便是同一国家也会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判断。笔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表-1对日本自1931年以来四个时期的政治思潮、国家利益重点、对外战略特点、获取利益的方式及其结果，做出以下归纳说明：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便与日本当权者对国家利益的扩大解释直接相关。1889年当上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曾经是日本陆军创始人和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制定者。1890年3月，山县首相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国家的任务在于“防御主权线”(指日本列岛)和“保卫利益线”。这里的所谓“利益线”，即“与邻国接壤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的地区”。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的焦点”。⑥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胜。何为主权线?国疆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⑦山县有朋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老师吉田松阴。吉田松阴曾主张：“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因此，日本“必须加紧进行军备”，“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以这种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退守之基。这样，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偿之夙愿，完成丰臣秀吉未竟之遗业”。⑧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的目的就是为称霸亚洲制造借口。他曾宣称：国家“向来均被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惟若不使此次胜利徒劳无功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必须谋求利益线之扩张。”⑨针对上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利益观，小原雅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把当时的满蒙定位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仰仗军事力量去追求。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以为是的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闯入没有胜算的战争，结果战败。这正是搞错了国家利益这一根本。”⑩因为日本吞并朝鲜后又把朝鲜作为主权线，把“南满”作为利益线、生命线；以武力建立“满洲国”后又把“满洲”作为主权线，而把中国的华北作为利益线，结果不断向外扩大，最终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前日本被自己设定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所束缚”，“结果在超过国力却不断扩大利益线的自我增殖中彻底瓦解”。(11)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反映出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规律。(二)日本自卫队部分高官的“国家利益观”充满危险如今日本自卫队的一些高官仍把中国的台湾省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生命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在2012年第4期日本《军事研究》月刊撰文称：“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就是我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所列举的所谓“依据”是：“日本的能源资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进口，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原油进口90％依赖中东，而来自中东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通道。如果台湾被吞并，我国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此外，如果台湾被中国吞并，那么不仅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影响力就将骤然提高，而且该海域最终将被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还将波及整个印度支那。这样一来，我国多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精心构筑的经济基础就将下沉，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就将受到限制，最终将不得不撤离东南亚。”从军事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国吞并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中国的海洋战斗力就将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太平洋，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基于上述立足于“海洋国家”的国家利益判断，他主张，日本要有效地推进海洋战略，就必须有效地遏制中国军力，参与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制订“空海一体战”构想。这一构想不仅是承担对日本的防卫，还包括保卫台湾、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保护海上通道等内容，为此需要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国部队的密切配合。因此，日本必须尽快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目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修改“政府(对宪法的)解释”的方式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其次，要“修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必须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除“村山谈话”。日本应根据本国传统宗教，即神道的仪式进行追悼。因此，要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自卫队员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并在此举行慰灵仪式。第三，修改“无核三原则”。随着中国核战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的下降，中国对日本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要实现核武装还面临各种具体问题，当务之急是别让“核保护伞”变成“破伞”。为此需要把“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变成“可以引进”。他还用假设的口吻建议：“如果美军能在有效击毁中国战机和导弹的前提下，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加以经营和部署，就必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造成严重影响。”(12)上述对台战略考虑，在日本防卫省系统和右翼鹰派势力中颇具代表性。以日本旧军人出身的原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已故)为理事长的“日本战略研究中心”，1994年也曾提出研究报告称：关于台湾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需要看到统一后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方针应是“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海上大国论坛各国合作，为维护正义与秩序而支援或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内各国筑起防波堤，排除对世界体系的恶劣影响”。“若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盟国的日本也将对其予以支援”，“共同确保海上安全”。(13)日本外务省首任情报调查局长、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强调，“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与美国合作保卫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14)日本这种危险的“国益”论，是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在一些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其未必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但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容低估。(三)日本和平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富有远见1954年曾出任鸠山一郎内阁通产大臣的石桥湛山(1884—1973)，于1956年12月当选为首相，但不久便因病于1957年2月辞职。石桥湛山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山县有朋截然相反，对华政策思想也根本不同。石桥湛山堪称是位具有远见、爱好和平、颇有骨气的政治家。他在日本大肆侵华时期，便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反对日本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主张日中发展经济合作。在“大日本主义”盛行的时期，石桥则主张“小日本主义”，坚持日本应将领土限定在固有的主要四岛及周围诸小岛，放弃侵华政策，施行和平主义的发展。1921年，石桥曾用详细的资料说明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只是增加了国家的经费，并未起到转移人口过剩的作用，因而主张取消殖民地。1922年，他发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强调“国民与国民的交往是永远的”，日本“不要做将来后悔的事”。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从德国手中夺取中国的山东省后，石桥立即撰文指出：“日本不应向亚洲大陆扩张领土”，在山东夺取领土是“害上加害，险上加险，不能不坚决反对”。他强调，以日本利益为本，“就要考虑对方利益，尊重对方感情。因而放弃满洲、旅顺、青岛的一切权力，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才是上策”。(15)他认为，别国衰退、出口产业萎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