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及其有效的应对策略

第22卷第1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Vol.22No.12009年1月JOURNALOFNINGBOUNIVERSITY（LIBERALARTSEDITION）Jan.2009——————————————收稿日期：2008-08-15第一作者简介：杨心德（1946-），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污名及其有效的应对策略杨心德，彭丽辉，黄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针对当前我国污名现象日益突出的状况，阐述了污名的概念和类型，揭示了形成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等污名的社会认知过程，探索了消除污名的个体、群体和人际关系等层面上的有效应对策略。关键词：污名；社会认知；应对策略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09）01-0135-05在社会生活中，污名对人的影响日益突出。人们习惯于将人划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对某些特殊人群贴上标签，并对他们形成刻板的印象，再对他们采取歧视性的态度。因而污名正严重地威胁人际和谐，也增加心理压力，影响心理健康，阻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污名的性质，揭示污名形成的社会认知过程，探索应对污名的有效策略。一、污名的性质污名并非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统治者就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打上标记和烙印，用以表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但是，对污名作出真正的深刻分析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Goffman）在对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越轨者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受损的身份”这一核心概念，用于描述上述受到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被贬低的社会地位。［1］1963年他又进一步认为，污名是指一种社会性状，这种社会性状使得其拥有者严重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2］围绕污名这一概念，研究者们在各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和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死率的躯体疾病（如艾滋病、麻风病等）中展开了对污名的相关研究，后又扩展到乞丐、同性恋、农民工等各个社会领域的研究，试图给出使用范围更广、更具操作性的污名定义，探讨污名的结构、提出理论模型和一系列减少污名的策略。污名的社会学研究也引起了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因为此领域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刻板印象等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十分相近。心理学的研究首先自然关注污名的概念。到现在为止，心理学家对污名的理解存在明显的两个流派：一派以克劳克（Crocker）和柯林根（Co-rrigan）为代表，他们认为受污名化的个体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属性或特质，而这些属性所传达的社会身份在某些情境中是受贬抑的。［3］对于污名的另一个主流概念是以林克和弗兰（Link&Ph-elan）为代表的，他们认为，当贴标签、原型化处理、隔离、地位丢失和歧视在一个允许这些过程显露的动力情形中一起发生的时候，污名就存在了。［4］这两种概念理解都强调原型化处理、隔离、偏见和歧视，但是两者的关注点不同。柯林根关注的是污名的认知和行为方面，而林克则更关注社会方面，即他认为：第一，作为污名的前提，必须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第二，对于揭示污名的有害后果，污名群体比受污名群体占据着一个更有力的位置。韦斯和拉马克立休娜（Weiss&Ram-akrishna）在综合了两派的观点的异同后，试图提出一个折衷的污名概念，认为污名是一个表现出排斥、拒绝、指责或者贬低等特点的社会认知和体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不利的社会判断的合理预期和体验而产生的。［5］136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Corrigan认为，污名是由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相统一而构成的整体。［3］其中公众污名是泛化的社会群体对某些特定的受污名群体的不良刻板印象和歧视，而自我污名则是当公众污名产生之后而伴随出现的自我低评价或自我低效能。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都包含刻板印象、偏见、歧视成分。区别在于，公众污名是由社会群体对污名群体的不良刻板印象，而自我污名是污名群体对自身的认知。一项对精神病污名的研究表明，公众污名导致精神病患者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遇到歧视、刻板印象以及媒体中对精神疾病的负面形象。同时，私人和公共机构会有意或无意的限制精神病患者的机会。国内研究者行红芳实地考察了艾滋病的污名后果，发现艾滋病污名影响主要体现在婚恋、教育和人际交往领域。［5］其中，婚恋领域的污名最为明显，影响面最大，程度也最为严重。教育领域的污名最主要表现在艾滋病儿童无法入学。在人际交往领域，主要表现为孤立和不来往。国外有研究表明，对精神病患者的公众态度似乎比过去的十年更具侮辱性。德国的一个新近的研究也发现，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侮辱态度增加了。［6］自我污名是指污名群体中的个体将污名态度转向自己的反应。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存在自我污名，当精神病患者知道社会群体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刻板印象，但是并不认同的时候，这个精神病患者就不存在自我污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自我污名比公众污名对污名群体的危害更大、更深。自我污名表现为关于自我的消极信念和低自尊与低自我效能。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相互消极影响会加重寻求帮助的心理负担，从而使污名群体更不愿意选择治疗和帮助，究其原因就是对污名的恐惧。这些人被称为“潜在的消费者”，他们意识到社会对他们所处群体的偏见，他们不想被看做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因此用这种方法来逃避污名。一项大型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如果他们预期到家庭成员的负面反应，他们更不太可能使用各种相关的服务。另外，在一项对抑郁门诊病人的研究中，老年抑郁患者中断治疗是与他们感知到的污名紧密相关的。［7］由此表明，污名限制了服务的使用。这样，会造成本来需要帮助的群体，因为对污名的恐惧，而不愿意寻求各种帮助，最后导致问题恶化，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伤害。在精神病领域，这也是导致高复发率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污名形成的社会认知过程如果我们承认污名是一个社会认知的过程，就必须考虑这个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污名经历了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等三步曲。Corrigan探索了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形成过程后，发现存在极为相似的社会认知模型。［8］这个社会认知过程的第一步是形成刻板印象。首先，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习惯于将周围的人们分成不同的类别，如艾滋病人、麻疯病人、乞丐、农民工、心理障碍者等。这种类别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将某一个群体贴上标签，区分出我们与他们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将我们视为正常，而将他们视为异常。比如认为他们这个群体的人是无能的、性格较弱的和危险的，据此贴上相关的标签。相反往往认为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是有能力的、性格坚强的和友善而不危险的，同样也贴上相应的标签。然后，人们开始认知这类群体中的人们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发现艾滋病是与不洁性行为相关的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以后的多次认知而逐渐巩固下来，于是便对贴上标签的群体形成了相当固定的印象。比如对性别群体的刻板印象、对年龄群体的刻板印象、对居住地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艾滋病群体、麻风病群体、精神病群体的刻板印象等，都属于相当固定的印象。这些固定的印象通常都是由固定不变的观念所组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刻板印象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知识结构，主要反映了人们对某一群体的看法。而自我污名与公众污名的区别，主要在于这种认知知识结构不是指向群体，而是指向自我，认为自己无能、性格较弱和危险，等等。由此可见，污名实际上是一种概括，它概括了某一类人的特征。而且这样的概括或多或少具有某种真实性，我们并不能认为刻板印象总是负性的。也就是说，刻板印象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只有当概括是过度的或不准确的时候，刻板印象才是消极的。第1期杨心德等：污名及其有效的应对策略137第二步是由刻板印象导致偏见。偏见是个体对某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一种负性的预先判断，属于态度的范畴。由于偏见是一种预先判断，当我们知觉到群体中的某一个体时，头脑中的刻板印象就开始发生作用，往往在掌握此人的全面信息之前，便肯定其一定具有群体的共同特征而作出消极的情感反应。尽管偏见是信念、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某种独特结合物，但偏见的核心成分是情绪反应。著名心理学家阿尔波特（G.Allport）就认为偏见是基于错误和固执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反应主要表现为愤怒和恐惧。比如人们对艾滋病的污名就存在性放任、不洁性行为、道德不良等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容易作出“活该！自作自受！”等愤怒的情绪反应，也容易产生不能与之接触、不能打交道等恐惧的情绪反应。当然自我污名的偏见反应的内容略有不同，它的反应主要是低自尊和低自我效能。比如心理障碍自我污名作出的情绪反应往往是认为自己见不得人，比人矮三分，觉得自己对心理障碍无能为力，等等。由此可见，污名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便开始显现出消极的性质，这种消极性质主要表现为产生对人判断的偏差和扭曲对人的认知解释和记忆。第三步是歧视。歧视是偏见所带来的负性行为反应。它往往根源于偏见，但是偏见不一定滋生出歧视，歧视也并非全部来源于偏见。歧视的结果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对待，包括贬低、责备、压制、逼迫和剥夺等歧视性行为，而且大量的歧视还往往缺乏偏见意图。现有的研究表明，公众污名者的歧视往往表现为拒绝向该群体的成员提供帮助，不给工作机会，不给予住房供给机会等。而自我污名者的歧视则大多表现为拒绝向人求助，得不到工作和住房供给的机会等。总之，污名是人们对群体或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导致的认知偏颇、消极情绪以及行为反应的综合结果。三、应对污名的有效策略鉴于污名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有必要致力于减少和消除污名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研究污名的最终目的。由于污名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影响因素错综复杂，需要从三个层面上考虑应对的策略。（一）个体水平上的应对策略污名容易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压力，使人倾向于内化污名。内化的结果是开始自我责备，从心理上被污名所影响并趋向于把自己孤立起来。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改变是个体层面干预的焦点，干预的目标在于改变个体的特征。比如改变认识、态度、行为和自我概念，提高自尊，掌握模仿技能，促进自我实现和有实用价值的支持，等等。心理咨询常被当作减少污名的一个最重要的策略。这个策略为积极的态度提供社会强化、行为改变、一定行为的保持。Brown，MacIntyre和Trujillo进行了三项研究来对心理咨询方法进行评价。两项研究集中在艾滋病患者情感痛苦的减少；第三项研究集中在有选择的泄露。心理咨询是在群体层面完成，通过心理咨询，90%的参与者缓解了自身的焦虑。虽然团体咨询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名，但团体咨询对于减少污名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来说是时间效率高而且富有成效的心理咨询方法。［9］在评估减少精神范围内自我污名减少策略的研究中，Corrigan和Calabrese指出认知疗法对于帮助人们处理自我污名的后果有很好的效果。［8］认知行为疗法是一个建构方法，该方法帮助人们识别并修改消极的信念和解释。这个方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教育、症状和压力管理策略和暴露症状等，以促进对恐惧刺激的脱敏，改变消极信念从而改变认知。在中国男性艾滋病患者身上进行的关于认知行为疗法的研究中，教导参与者识别、面对他们习惯性的消极想法，并帮助人们以更积极的方式重建关于他们所患疾病的认识，结果表明这些被试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提供社会性支持对个体发展自我同一性和提高自尊心有重要的作用。Demissie对于结核病俱乐部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成员间的相互支持和信息交流，以促进对结核病社会态度的改善。结果发现病人的反应有所改进，自尊心提高，对于治疗的误解降低，病人更加能够配合治疗。［10］138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二）群体水平的应对策略许多对污名的应对是在群体范围内实施的。Corrigan提出了抗议、教育和接触等三条抵制污名的策略。［11］抗议常常由污名群体组织，包括反对污名的公开声明、媒体报道和广告。德国的“BASTA——精神病患者联盟”，通过邮件迅速地警告成员有关诬蔑性的广告或者媒体信息。B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