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击新冠疫情看中国的制度优势——基于中美两国比较分析

从抗击新冠疫情看中国的制度优势——基于中美两国比较分析摘要：此次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在抗击疫情的效果上是有目共睹的。在国家结构形式下，对比美国权力分散的联邦制，仅作为选举存在的政党组织以及选举政治下的领导班子在疫情控制下的低效，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上下一心的单一制优势以及决策高效的领导集体优势。关键词：新冠疫情中美制度解释一、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政治领导力，统筹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疫情之后，不仅可以调动党的机构，还可以调动党领导下的各类机构。另外，早在1962年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史领导一切的。”①中国共产党虽不是事无巨细掌管一切，但是在涉及全国上下大政方针上是具有绝对领导权威。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也指出：“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②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有着全面领导的优势，能够根据需要及时地指挥、协调全国的机构和力量开展重大疫情防控工作。人民群众是疫情防控、战疫情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我国作为单一制大国，区别于其他单一制国家，也是区别于联邦制国家的最大优势。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优势集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党的领导优势促进重大灾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美国是两党制国家，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党之间并不存在主次之分，是一种平等的并列关系。因为各党派所代表的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在政治生活中其实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两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选票，即使是用虚假宣传、贿赂选票等方式。一旦宣布总统选举的结果，即分为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即使是成为执政党之后，其作为一个选举工具而言，在具体的国家政治权力运作中也没有实际的权力，不仅不能调动本党党员的积极性，更无法号召党外人士参与到各项政策建设中来。在疫情爆发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属于共和党，为使得特朗普能够继续连任，共和党人急需尽快恢复国家经济，所以美国共和党的政治活动人士正在招募“亲特朗普”的医生，让他们在电视上呼吁尽快恢复美国经济，而不必等待达到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的减缓病毒传播的安全标准。民众的生命安全在掌握国家权力面前无关紧要，甚至得为权力让步。二、上下一心的单一制我国作为单一制的国家，在法理上，单一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具有中央授权性。在我国，中央政府具有最高决策权，地方政府虽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根据统一的宪法规定，各地方政府必须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性强，需要上下全国人民集体行动，群防群控才能有效阻止其蔓延。面对疫情的突然爆发，党中央迅速对全国疫情防控做出了统一部署，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此外，在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赋予地方和基层更多自主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地方治理。③此次新冠疫情是以湖北武汉为中心向周边扩散，湖北省是全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1月23日迅速封城。在此之后，各省按照本省的疫情情况先后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控制本省的人流量，确保本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充分考虑本省实际，既不偏离中央统一政策的方向，又能够结合不同的情况有所变通，做到因地制宜。最后，在我国，各地方政府都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都是作为这个单一制大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一制的背景下，中央政府积极充当促进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协调者和政策供给者的角色，在地方政府自主权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发挥总揽总控的作用，积极带领各省发挥合力，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各地方政府友好合作的共同作用力。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抗疫“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要求，武汉人民以“小我”成全“大我”、以局部护卫全局的巨大付出，为抗击疫情做出重要贡献。除湖北省外其他各省份，也积极向疫情严重的地区伸出援手。并且形成建立全国范围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对口帮扶机制，采用“一省包一市”的方式，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将各省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一流的医护人员向疫情第一线输送。在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构成了美国政府的三个层次，各级政府之间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都在自己的地域范围内处于合法地位，并享有相应的权力、功能和职责。各级政府通过共同的双方共同建立的宪法之下，在让渡部分权力的同时也能够保持着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保护州权势联邦主义的基本本质，即通过维护统一保护州权，避免各州因受到中央政府的集权干涉而走向分裂。一方面，新冠肺炎来势汹汹，要求联邦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进行防疫，同时在紧急状态下以强制手段限制疫情在人群之间传播；另一方面，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的专断权力，诸多内政事物上的紧急权力是属于州政府的。其次，美国宪法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授予中央政府事关全国性事物的优先而必要的权力，而其他一切权力都保留给各州。回顾美国疫情防控情况，美国疫情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联邦制弊端的影响。《联邦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分权原则，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都是相互独立，具有排他性的，相互不得干涉。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权力的具体划分上面，联邦政府并没有明确说明，直到宪法第十条修正案才做出补充规定：“本宪法既未授予合众国，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也就是说，不明确由联邦执行的权力全部由各州实施，这在事实上就构成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权力划分的模糊地带，时常造成联邦与各州之间因权责不明而产生纷争。所以，在联邦制下双重政府体制共存和双重宪法并存的影响下，面对疫情防控很难达成一致，形成共识。美国当地时间3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对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康涅狄格州三个疫情严重地区进行强制隔离，以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是特朗普的这一想法立马遭到了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一做法违反了《联邦宪法》，超出了联邦政府应有的权限。不仅不会有效控制疫情，反而会造成混乱与恐慌，他还宣称特朗普的建议基本上相当于“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最后，美国联邦制下，各州保持联邦层面统一规则的缺失，使得州政府常陷入治理难题的困境。特别是在需要州际合作的治理领域．州际间的协作往往步履维艰，最终导致州治理过程的低效。④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下，不仅仅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职权出现了张力，各州之间也出现了针对隔离政策的争议。例如罗德岛州与纽约州就因是否进行强制隔离措施而引发争论。另外，原本就难以“抱团”应对紧急危机的联邦制更是遭遇了驴象党争的牵扯：总统属于共和党，各州州长则是民主党共和党不一，这些政治人物在疫情应对上采取具有本党色彩的立场与政策，直接加剧了分裂态势，让美国国内无法实现同舟共济。三、决策高效的领导集体优势政党的发展与壮大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依托，领导集团的权力来自于政党赋予，领袖集团的权威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和可接受性。领导干部是这个事业中最具活力和弹性的环节，从政策制定再到政策落实都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较强的决策力和行动力。我国的领导班子是通过党组织遴选、培养、提拔而来，需要有过硬的政治技能和素养，以及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凭政绩说话，用行动赢得人民的拥护。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⑤所以，我国的领导干部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不断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提升专业素养，紧跟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那么领袖通过政党所赋予的权力所获得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就是人民的权威，也是代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权威。季米特洛夫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干部选拔必须具有以下条件：一是对工人阶级事业和党保持绝对衷心；二是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深知群众的冷暖与需求；三是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解决问题，并不怕负责解决问题；四是严守党内纪律。⑥面对疫情突袭，中央领导班子能否对疫情控制做出有效的指挥是整个防控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刘少奇就曾指出：“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⑦疫情爆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及时科学研判了疫情形势，及时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派出了中央指导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等。美国所奉行的是精英民主以及选举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即总统是靠选民选举而来。选举政治虽然能够充分展现民意，但是在媒体宣传、精心打扮的选举人设背后所暗藏的政治能力、政治决断力和判断力是一无所知的。美国对于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是激进围绕着选举进行的，在选举中发现人才、锻炼人才、培养人才。在干部选拔的标准上，一般也是以选举为导向，相对于实际政治决策能力，更加注重被选举者的演说才能、与选民沟通才能等“选举能力”。选举政治作为一种程序民主，在形式上做足了“民主”的要求，但表面民主的背后却是金钱、利益的操纵。在美国，选举候选人的推选以及最终总统的确立都离不开金钱，不论是前期宣传，还是后期政策部署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撑，所以一般平民是没办法得到候选人资格。另外，总统的候选人可以来自各行各业，存在大量非政治相关人员跨行参与选举，所以并不一定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决断能力，更没有经过政治实践的磨练。就此次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对疫情防控做出重要的指挥部署，对疫情造成的混乱局面不断甩锅给各州长，甚至还利用分配医疗物资等手段来拉拢选票。在分权制和联邦制的背景，美国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是就美国总统的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力、关键政策的决断力以及作为大国领袖的责任感而言，都令人担忧。总统以下的其他政治领导班子，其上下联动能力也受到党派竞争、应急能力不足、经验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形成统一高效的疫情防控部署。注释：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③赖海榕.构建协同高效的中央和地方关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5-20（008）.④游腾飞.美国联邦制纵向权力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⑤中共中央党校：《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⑥中共云南省委党校：《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⑦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社1981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