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资本运营 > 能动的童年: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研究
能动的童年: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研究程福财摘要:儿童通常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定是依赖性的未成年人,但得不到成人社会充分照顾的流浪儿童却不得不独立生存。本文依据对49名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所得的数据,描述分析了流浪儿童的生存策略。研究发现,流浪儿童能够机智地发现、利用可及的谋生机会,有意识地通过非正式经济活动、低风险的越轨活动、社会关系网络去积极谋生。在城市街头,流浪儿童常以一种能动的社会行动者的面貌存在,展现了令人瞩目的生存性智慧与个体能动性。关键词:流浪儿童生存策略能动性童年一、问题的提出一般认为,儿童是不成熟的、依赖性的“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独立自主生存,唯有在负责任的成年人的监护下留在家庭、学校等社会机构中接受社会化的洗礼,儿童才能成长为独立的“人”。这种规范性童年(Normativechildhood),由来已久,绵延千年至今。无论是洛克的“白板说”、卢梭的纯洁儿童观、清教的邪恶的儿童观、儒家学说关于儿童的论述、现代发展心理学的儿童发展阶段论、还是儿童社会学研究中盛行的社会化理论,都共同强调了儿童的不成熟以及成人对儿童进行监护的必要性(参见Parsons&Bales,1955;Piaget等,1929;Wadsworth,1996;James&Prout,1997;默里·托马斯,2009;庞树奇等,2000)。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量年幼的独立在城市公共街头流浪的儿童的存在,成为格外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①这些儿童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城市的公共街头而不是主流社会设定的家庭、学校或其他社会机构中度过;他们独自生存,而未如人们期待的那样依赖成年人生活。因为无法从自己的出生家庭、家族等传统的儿童照顾机构中获得必要照顾,而现代儿童社会福利又尚不健全,这些年幼的孩童被迫外出流浪去寻找替代性的生存机会。不幸的是,国家并不乐见他们在街头的存在,亦未在街头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程福财,2009a?2009b)。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得不到家庭、国家充分照顾的情境中,这些年幼的孩子是如何在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街头获取生存资源?他们是否果如社会文化预期的那样脆弱、充满依赖性?儿童有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的发现之间存有重要分歧。在研究文献中最常出现的流浪儿童,是一种欠能的(Incompetent)、可怜的儿童形象,他们被描绘为缺乏足够能力应对街头生活,大多数时候只是威胁与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参见Panter-Brick,2002;Rizzini,1996;Roux&Smith,1998;Trussell,1999;Veale&Dona,2003;向荣,2002;张齐安等,2002)。另一方面,亦有研究发现,在街头生活的流浪儿童并不只是外来迫害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抗逆力(Resiliency)与能动性。在处理、应对流浪生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时,不少流浪儿童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他们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参见Aptekar&Abebe,1997;Beazley,2002;Ennew,1994;Stephenson,2001)。上述相互矛盾的研究发现,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如,流浪儿童群体本身的异质性、流浪儿童生活的多面性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等)。但不论如何,我们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以廓清关于流浪儿童的能动性与脆弱性、越轨性与纯洁性之辩,深化儿童社会研究,进一步探讨童年的本质。这一21①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民政部门每年救助的流浪儿童高达15万人次。国务院妇儿工委200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推测,当前,我国流浪儿童的总数大约在100万至150万之间(参见民政部等,2007)。点,在我国显得尤其必要。对于中国流浪儿童问题系统的经验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大多数现有研究要么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思考,要么是基于对民政救助部门公布的信息的总结分析,要么是基于对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儿童的个案访谈,其可信度(Trustworthiness)有商榷的必要。如同毕梅克(Bemak)等人指出的,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需要特别注重流浪儿童自己的声音。缘于街头生活的不确定性,流浪儿童常会通过“撒谎”等信息管控手段达成自我保护的目标(Bemak,1996;Kefyalew,1996)。因此,没有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之上开展的定量或定性调查,可能难以获得流浪儿童对自身生存境遇的真实感受、理解与阐释。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拟在对流浪儿童进行长期的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对流浪儿童的生存策略进行分析,系统关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抗逆力、能动性与脆弱性,进而尝试在理论上探讨儿童是否果如规范性童年设定的那样脆弱,抑或是能动的社会行动者。二、研究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关于流浪儿童社会排斥问题的民族志研究的子项目。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自然”情境中了解流浪儿童的机会。它使得研究者有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与被研究者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从而深入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倾听、记录他们的声音,获得许多其它研究方法所无法得到的可靠数据(Bemak,1996;Young&Barrett,2001)。从2005年4月到同年9月,笔者用六个月的时间对上海火车站周边地区和正在上海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的流浪儿童进行了持续的观察、访问。在严冬降临的2006年1月,我再次前往该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追踪调查。流浪儿童在本研究中特指18岁以下、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公共场所流浪、得不到负责任的成人监护的未成年人。本文调查对象是研究者在街头遇到、逐步建立信任关系的39名流浪儿童和在上海救助管理站访问的10名受助儿童。这些孩童的年龄在9岁到18岁之间;仅四位女孩,其他全部是男童;只有一位持上海户籍,其他的都来自上海之外的省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大部分没有上过初中;在街头流浪的时间从2天到14年不等。①本研究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两种方法收集数据资料,下文报告的流浪儿童的几种常用生存策略都是在长期观察与访谈的基础上总结而成的。在取得流浪儿童的信任并获准自由进入街头流浪儿童的生活世界后,笔者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和这些儿童呆在一起。得以熟悉他们的生活世界,持续观察他们的日常行动及其与他人的互动,观察他们是如何运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去应对日常生活的风险。无结构式访谈是本研究使用的另一种资料收集方法。为了尽可能地确保访谈的质量,所有的访谈都是在研究者成功地与流浪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进行的。在访谈中,研究者鼓励被访的流浪儿童自由地叙说他们的生存经验。具体的访谈,大多以小组形式进行。当研究者在访谈一个流浪儿童时,他?她通常要求邀请其同伴参与,或者其同伴会主动要求加入到访谈中。流浪儿童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及时地或赞成、或纠正、或补充其他流浪儿童的说法。为了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依照采用林肯与古芭(LincolnandGuba,1985)的建议,本研究首先基于长期性参与这个策略来确保、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笔者在上海火车站地区的田野调查总共持续了7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和流浪儿童一起体验了盛夏里的流浪,也一起体会了寒冬里的漂泊。通过这种长期性参与,笔者成功地和流浪儿童建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并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将我对于他们生存策略的一些看法、理解随时与他们交流,及时地确认或澄清了一些思考。此外,我同时使用了观察法与无结构式访谈法去搜集资料,这对于我了解流浪儿童眼里的“真实”有所助益。为提升研究的可信度,我亦按照同辈检验(Peercheck)(参见Lincoln&Guba,1985)策略的要求,经常将我的一些看法、分析与我的同事、朋友讨论。他们的评论、批评与建议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对31能动的童年: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研究①这里所指的在街头流浪的时间,特指笔者第一次遇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在街头流浪的时间。自己研究的反思。最后用所谓的成员检验(Membercheck)(参见Lincoln&Guba,1985),在田野调查结束后,我通过即时聊天工具QQ与这些流浪儿童交流我研究的“发现”与“解释”。这给了流浪儿童一个确认我关于他们生存策略研究的发现与解释的机会,有助于本研究的结论在更大程度上切近流浪儿童眼里的社会现实。三、研究发现流浪儿童无法享受普通儿童所能享有的生存权,无法稳定地从成人社会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的街头谋生。不过,他们并不能如成人那样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我国政府根据国际儿童保护的通用标准,严禁包括流浪儿童在内的任何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雇佣儿童从事任何形式的带薪工作。根据被访流浪儿童的叙述,当他们试图如外出打工的“大人”那样去正规工厂、饭店等应聘时,他们总是被用人单位以“还是童工”的原因被拒绝。这在客观上限制了流浪儿童自力更生的努力,削减了他们在街头的生存机会。研究发现,面对日常生活的种种艰困与限制,流浪儿童能动地发现、利用了多种的谋生之道,展示了令人瞩目的生存性智慧。(一)流浪儿童对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参与由于被排斥在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流浪儿童大多曾转往国家控制之外的地下非正式经济体系(Informaleconomicsystem)中赚钱谋生。①这些非正式经济活动既不受国家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管理,其从业人员的权益也得不到正式经济活动中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法律保障。迫于生计,也因为进入门槛低,本研究所调查的49位流浪儿童中,超过80%的人通过或曾通过乞讨、捡垃圾、卖报纸、卖花、发卡或其他非正式经济活动谋生。②因为人口的高度密集与高度流动,上海火车站地区存有丰富的非正式工作机会。对于被禁止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童来说,利用这些可及的机会去谋生,是一种理性选择。调查发现,流浪儿童最常从事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包括捡垃圾、发卡、卖报、乞讨以及卖花。发卡与卖花的流浪儿童都是受雇于特定的老板,受老板监督,由老板发工资;而捡垃圾、乞讨和卖报则大多是独立自主的谋生努力。在开始流浪的日子里,流浪儿童大多靠捡垃圾为生。南来北往的旅客在火车站地区生产了可观的报纸、饮料罐等可回收垃圾。从有经验的成年或未成年拾荒者那里,流浪儿童了解到什么样的垃圾可以卖钱、在哪里卖以及如何卖等拾荒之道。然而,尽管捡垃圾不需特别专业技能,并且具有高度自由,流浪儿童并不喜欢这个行当。根据他们的说法,捡垃圾不但收入低,而且,因为常常与肮脏的垃圾接触,这项工作常使他们感觉难堪、没有尊严。无论是主流社会的人们,还是混迹在街头的人,对拾荒者都另眼相看,轻视鄙视。与拾荒类似,乞讨活动也是如此。只有一些年纪很小的流浪儿童愿意在街头以乞讨为生,大多数流浪儿童都把乞讨看作是丢人现眼的事情。相形之下,如下文讲述,受雇于“老板”的工作(如发卡和卖花)往往更有利可图,也更体面。不过,因为受雇于老板,这种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也有其局限———自由的丧失和被剥削的可能。实际上,无论他们具体如何谋生,流浪儿童在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大都面临两方面的限制。第一,非正式经济活动不为政府所支持,从事者要经常面对国家执法力量的驱赶。为了城市形象和社会公共秩序,政府并不乐见未受成人监护的、外表邋遢的流浪儿童在公共场所游荡、“工作”。第二,由于非正式经济活动处于政府监管之外,其雇员难以从国家获得相应的劳动保护,面临被雇主滥用、剥削的风险(Light,2004)。下文将通过分析发卡流浪儿童的经历来报告流浪儿童是如41《青年研究》2010·5①②“发卡”是指在街头派发广告卡片的谋生活动,下文有详细介绍。关于非正式经济体系和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有关论述,可参考卡斯特勒斯与珀特斯(Castells&Portes)的经典研究(Castells&Portes,1989)。何处理这些限制、如何在街头积极谋生的。“发卡的”是流浪儿童自己发明的用语,特指在公共街头向行人派发有关飞机票预定信息的广告卡片的儿童。这些儿童非正式地受雇于一些为旅客订购优惠机票的公司。为了降低促销成本,这些公司选择雇用流浪儿童在街头派发
本文标题:能动的童年:关于流浪儿童生存策略的研究
链接地址:https://www.777doc.com/doc-833338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