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超限战中和平崛起：针对中国特点的大战略

1KFDR201067自“超限战”中和平崛起：针对中国特点的大战略美国“小规模战争”网站托尼·科恩著天火译23[知远导读]文章介绍了大战略的定义，认为美国需要针对中国特色的“超限战”制定自己的大战略。文章通过对战争本质和权力转移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当前世界形势总结了战争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发生物理战争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各种“非动能”战争，如金融、政治、媒体等。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战略观念下，美国应该放弃克劳塞维茨的观念而针对中国特点制定自己的未来大战略。4战斗力量只是大战略的一个工具，大战略需要依靠运用金融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和道德压力来削弱对手的意志„„，与战略不同，大战略还有很多内容需要去探讨，去了解。——利德尔·哈特《战略》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21世纪初的中美对抗，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德对抗非常相似。因此，国际关系学术界内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将是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问题。但这个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其推动力和最终结果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面对“冲突是否难以避免？”这个问题时，三种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都非常谨慎，分别提出一个悲观和一个乐观的看法。显然，对于当前这个最热门的话题，任何预测都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最感到不解的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冲突和战争都持相同的概念，似乎“冲突”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而“战争”却是一个超越历史范畴的定义。特别是对“权力转移理论”持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的人们都不顾中国战略文化的独特性和过去50年全球的三种发展趋势——“重大战争”的减少、军队“可替代性”的降低和“战争”本身的变化，而对“重大战争”的起因、时间、强度和后果争论不休。相比之下，军界认为当前不可能出现“需要集中兵力应对的战争”。从“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内的战略观点就充满了“战争”的论调，似乎对战争的各种描述层出不穷：非常规战、不规则战、不对称战、邪恶战、犯罪战、第三种战争、非三位一体战、新型战、反击战、人民战、三街区作战、第四代战争、混合战、网络战、叛乱、全球游击战、经济恐怖主义，还有信息战、金融战、资源战、法律战、网络战和混合战。显然，很少有战略家同意英国鲁伯特·史密斯将军的“战争不再存在”观点。虽然常规战、国家对抗、军队对抗、战争等概念不会很快消失，但是战争一词目前充满了“迷雾和矛盾”。美国戴维·巴诺中将近期坦白承认：“在相对确定的冷战时期之后，我们的部队目前在没有战争概念的情况下行动，我们正在竭力寻求一种冲突的‘统一原理’，以此组织和推动军事条令和战术、采购和研发、训练和组织、领导人培养和教育、材料和武器、人力和晋升政策等，取代依然在军事各个方面中占主导地位的冷战结构。目前尚未出现一种达成一致见解的冲突原理来推动这些重要因素发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量不同的观点导致了难以5达成专业性一致的结果”。因为缺少一种“统一的”战争理论，目前强权国家如美国等军事分析人员都采用“防御性现实主义”情报政策，达成各军种之间最低程度的一致。美国在过去三年最大的成果就是总结出了“混合威胁”的概念。弗朗克·霍夫曼上校和内森·弗雷尔上校将这个概念推进一步，“混合威胁”强调战争中物理和心理因素的综合，常规战与非常规战、动力和非动力、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模糊界限。人们在提及“混合性”的时候，常常忽略地缘政治因素，这也是为何直到今天我们还只是局限于“混合威胁”这个词汇，还在忙着应付有关混合战的逻辑问题。相反，修正主义国家，如中国的战略家都更倾向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情报态势，制定了一套“统一的”战争原理，虽然这种原理依然同中国的战略文化有关，但是其中战争中的动能因素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与这种原理关系最近的例子就是1999年发表的、由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文章《超限战》。简而言之，“不由自主地将军事行动认为是支持战争的主要手段，这种思维已经过时了。利德尔·哈特也注意到了这点。他主张利用‘间接性手段’来选择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和以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方式进攻。虽然战场不断扩大，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心理范畴，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让人更难以将军事因素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战争会在非战争领域中开展，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赢得胜利，我们必须要为这种情形做全面准备，也就是说，准备好发动影响一国各个方面的战争，这种战争很可能不是以军事行动为主”。如上面引用的语句，同德国战略家鲁登道夫的“全面战争”相比，“超限战”的概念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概念更加相近。这种情况下，不仅非动力手段比动力手段占的地位更重要，而且常见的形势不再是全体动员，而是各种因素互相结合。另外，虽然发动战争的方式在原理上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后果却是受限的。如两名上校明确警告：“不要追求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目标”。“超限战”一词虽然容易理解，但是它并不是“中国用以摧毁美国的主要计划”。同样，它也不是迫使中国军官开放思维的一种智力测试。在当前环境下，6“超限战”的最好定义是：一种可以让崛起中的大国受益的“注射了类固醇”的作战模式，换种说法，就是一种在军事力量应用逐渐减少的时代进行“全面冷战”的计划蓝图。“超限战”是一种“试验性”的概念，它在中国相关机构中的重要性依然有待确定。虽然有人认为“超限战”只是四种军事思想流派之一，但是深入研究会发现，“超限战”不仅代表着其他三种流派的精华部分，而且横跨其他三种流派。这个概念在政界内也造成了影响，不仅江泽民主席和迟浩田国防部长都曾阅读过《超限战》一书，而且胡锦涛任主席就任以来的七年，官方的“和平发展”外交条令和非官方的“超限战”军事条令都似乎存在着矛盾之处。2003年，随着官方提出“和平发展”概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支持“三种战争”的概念（显然是受“超限战”概念启发），称“要加强在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方面的政治工作”。同年，中国政府启动了“走出国门”计划，这是一种新重商主义进攻方式，计划在国外进行战略投资的同时，由解放军组建首个网络战部队。中国黑客发动的“巨人雨”（TitanRain）攻击活动让人怀疑中国政府也参与其中。时至2008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确认，目前正在形成三战非动能战争：“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官方‘三种战争’概念所代表的全面战略对抗并制定有效反应措施。如果不能积极应对，那么北京的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会让其在关键领域获得战略优势”。2009年，中国迅速发展的金融战和网络战能力迫使五角大楼进行了一次重大金融战演习并在美国战略司令部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司令部。在《超限战》出版10年之后，教科书上的二十四种行动模式显然不如以往明显，中国的正在利用各种非动能手段如，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金融战、网络战等建立其修正主义大战略。但是在五角大楼以外，“超限战”依然不为人知。这种模糊概念充斥军事杂志和政府报告，而这些都未能提高民间的态势感知。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弥补美国在“中国威胁”的军事和学术认知上的差距，同时提高各部门在“超限战”中的态势感知能力。权力转移原理7正如将历史进行概念化一样，战争史的概念化也有两种方式：线性和周期性。在周期性概念中，重大战争被称作“霸权战争”，这种战争是在历史上所有权力转移时期都会重复发生的现象，如：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被丘吉尔和戴高乐看作是“第二次三十年战争”。这种历史的周期性概念是权力转移原理的基础，这一原理在2000年《权力转移：21世纪战略》发表之后开始风靡一时，它成了分析中美两国之间对抗日益加深的工具。从表面来看，权力转移原理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形成一种与政治相关的“统一性”战争原理。它明确指出，“在所有国际性原理当中，‘权力转移’原理可以最为严谨地解释战争发生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另外，它还可以提供有关战争损失、强度、持续时长和后果等证据”。经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权力转移原理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理论上的严谨性，而是对照一个世纪前英美和英德的力量转移历史，这一原理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表述和历史性叙事的感觉。简而言之：“从‘权力转移’原理的观点来看，美国拥有同英国一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自由的民主文化，美国同样渴望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美国是一个很有满足感的国家，它相信可以通过对现有系统进行修正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用新的秩序来取代当前的旧秩序。英国人了解美国人所希望的国际秩序，所以它可以接受自己的权力在这种秩序中稍受影响。但是在英德权力转移过程中，德国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完全不同，而且两者对国际秩序的观点也不相同。因此，德国自己并不满足。英国领导人同样也了解，所以他们不想做太多让步，宁可接受战争风险也不愿和平过渡到另一种英国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国际新秩序”。不仅这两种“权力转移故事”的本身有问题，而且决定重大战争的两个因素——霸权国家之间“权力均衡”和新型强权对现有秩序的“不满程度”也都存在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军事力量影响力降低和不对称战略日益增多的时代，衡量“权力均衡”的过程遇到了种种问题。除了官方统计数据缺少透明性以外（中国的实际国防预算预计是官方数字的三倍），美国和中国评估综合国力的方式也不8同（质和量的区别）。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计算错误的风险和任何一方发动战争的风险。“权力转移”原理所采用的“权力”概念同“均衡”这个词汇一样，都是过时的。虽然这个原理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强迫或劝说对手遵从自己要求的能力）接近现代事实，但是对权力的评估方式却有些陈旧：“在‘权力转移’原理中，权力是三种因素的总和，即参加工作和战斗的人员数量、经济生产能力、吸取和集中个人贡献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政治系统效率”。军事权力？与权力转移理论家不同，中国没有忘记苏联在80年代为了与里根进行军备竞赛而破产的事实。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项目中，军事现代化排在最后一位，前面分别是农业、工业和科技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威廉时代德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是，德国想要发展与英国相当的能力，而中国却想要发展不对称能力”。中国并不想通过建造11艘航母来达到海上权力平衡，而是计划利用各种不对称手段，从卫星战到地雷战、从反舰弹道导弹到“海洋法之战”制定封锁战略。经济权力？当今的原理更注重权力转移的动力，而不再强调“生产力”，并且会更加重视工业和金融的发展。中国想要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生产力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它的2.4万亿外汇储备可以决定未来储备货币的种类，这是美国全球优势的关键。软实力？很奇怪这种权力转移原理不重视过去二十年中的“权力变化”，而是逐渐增加了对软实力的强调，中国的概念更接近德国的“民力”概念，而非美国的“软实力”概念，这更加突出了权力转移原理中这一让人不解的疏忽。对于中国来说，“软实力代表着除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外的所有内容，不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关，而且也包括经济和外交政策，如资助和投入以及参加多国组织等”。第二个问题是，当定义当前秩序下“不满意程度”时，权力转移原理在处理“权力均衡”的问题上就显得比较唯物主义化。如果不能深入考察一国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那么就没有办法评估该国的不满意程度，而这两点恰恰是权力转移原理没有提到的。战略文化：如果确实像权力转移原理提到的那样，英德权力转移是因为“德国与英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中国与美国在政9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更大。虽然英德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文化冲突”引起，但是两国依然属于同一种文明社会。相反，中国和美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这让人认为“权力转移”原理漠视这种文明差异是为了避免造成与学术界观点冲突，即塞缪尔·汉庭顿的“文明冲突”。因此，权力转移原理中缺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与先前的权力转移相比，没有意识到当前国家之间（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发生在更广的文明转移的背景中（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是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上来说是从西方转向其他地区）。第二，没有意识到与欧洲系统不同，传统的亚洲国家系统倾向于等级制度思维，而非力量均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