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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战略方针是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根本依据，是涉及军队和国防所有工作的总原则。我国建国以来的国防战略方针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积极防御的原则，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赋予不同的内涵。从50年代起到现在，我国的国防战略方针曾有过四次大的调整，即50年代中期的“积极防御，防敌突袭”；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实际执行到70年代末)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80年代中期的“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和1993年以来的应付和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一、“积极防御，防敌突袭”(1956～1964年)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保卫祖国成了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新中国的周边态势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稳定。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同时，新中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和平外交，同南亚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使我国南部边境保持大体的安宁。只有东南沿海，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集团还对我国大陆的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即便如此，安全还是有相对的保障，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开几艘军舰打上几炮就能让中国屈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外敌明火执仗的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战争的威胁却是新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根据这个思想，中央军委在195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对国家的军事战略进行专门的研讨。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首次明确了我国的国防战略方针，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飞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彭德怀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建国后的第一个国防战略的确立。“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针对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可能发动的突袭，为此，中国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这期间，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正确路线，为此国防建设也要服从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如何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认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对于投资巨大的高精尖武器的研发，他说：“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飞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要，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国防建设在三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大规模地裁减军队员额和经费；大力加强海空军及技术兵种的实力；自力更生，有重点地开展军生产和科研。为此，军队在1955年和1958年两次大规模地裁减员额。与此同时，海空军及其他技术兵种的实力得到了加强，整个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解放初期，我军改善战备基本上依靠从苏联购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新建和扩建了79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开始仿制苏式装备。到50年代末，从各种轻武器到常规火炮、装甲战车、作战飞机、小型水面舰艇，我国都能自行生产了。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开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完整的国防科研和生产体系初步建立，我军武器装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大跨度地缩小。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1985年)我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中苏两党两国悲剧性的分裂、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把战火烧到了北方等都使中国周边的平静被打破。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国防战略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从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始于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指示中批道：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意味着1956年军委扩大会议制定的国防战略将被新的国防战略取而代之。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这个方针正式加以确认：“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在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下，从60年代起，国防建设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备战整军，大规模进行三线建设，加速研制核武器、运载工具及成立“第二炮兵”部队、组建民兵师和生产建设兵团等等。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主要是在战略武器方面的进展，如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及回收，核潜艇的下水等都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其实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1969年，“九大”刚刚召开过后不久，毛泽东即交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元帅一项任务，要他们一面到工厂“蹲点”，一面看看有关国际材料，每月讨论2－3次，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判断。同年7月11日，四老帅在给中央的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作出了与“九大”政治报告里对形势估计不同的结论，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但这个正确的判断在当时未能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其后，国家改变了外交战略，推行“一条线”战略，联美抗苏，这样一来被两面夹击的被动局势虽然缓解了，但对苏关系依然紧张，“准备打仗”的弦一直难以松下来。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反过采又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三、“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1985－1993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的指导思想终被摈弃，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要求其他一切工作包括外交和国防都要围绕和配合中心工作，而其中首先就要在思想观念上有一番转变。例如怎样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世界的大趋势是“革命与战争”的走向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等。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基本看法沿袭了一条公式：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同时还认为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坚持这样一种认识，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心工作转移就困难了，因此，60年代中期起影响我们的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基本理论、看法和70年代形成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和准备打仗的国防战略就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指导思想相冲突了，再度调整不可避免。尽管这个调整相对经济的改革开放滞后了一段时间，但总还是一步一步在起着变化。从80年代初起，我们不再坚持世界性的大战近在咫尺，转而认为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表达了那一时期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认识。他指出：“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1982－1985年间是我国外交战略实现根本转变的时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此后中国在外交上逐渐远离冷战思维，用更加客观的目光来审视世界事务，制定对外方针。同年，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和平愿望，他说：“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上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到了1983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又进了一步，同年3月，邓小平在视察了江苏等地回京后，对部分中央领导人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这番话说明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战争威胁的阴影已经被驱散，争取时间，抓紧建设成为他们最关心的头等大事。随着认识的深入，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日臻成熟，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一问题作了准确的概括，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关系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个国家都还不敢打。……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邓小平的这“两个转变”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的正确总结。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认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以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为主的方针。会议要求充分利用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以增强军队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为了适应新的战略方针，80年代以后军队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动作：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领导了百万大裁军的行动。。1982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部裁减合并为总参谋部的兵种部，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在大量裁撤指挥机关的同时增加和恢复了总参四部及所属的电子对抗部队。1987年又组建了陆军航空兵部队，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1982年，成立国防科工委，以加强国防现代化的科学保障体系。1985年后，撤消合并了大军区，由原来11个军区合并成7个。军区编制人员减少50％。1985年还撤消了多年沿用的野战军编制，组建机动性、突击力、防护力飞快速反应能力更强的集团军。在这场变革中全军共撤掉了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单位。但在集团军编制内各技术兵种的分量则大大加强，使技术兵种在陆军的总数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步兵的总数。新时期的战略方针顺应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最大限度地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