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

龙源期刊网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作者：姚金果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2年第07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起到了决定和推动的作用。在第一次合作前期，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维经斯基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以陈独秀为领导的共产党人在面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分歧时，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一、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1922年12月20日左右，马林再次回到莫斯科。他发现，在他离开莫斯科的这几个月，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已经占了上风。尤其是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秘密决议之后，更是坐立不安，当即要求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申明自己的看法。12月2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马林作了长篇发言。他汇报了自这年8月回到上海后的工作，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表明：在国共合作上，中共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他介绍了国民党的情况，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先进性”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绝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能得到发展。[1]马林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一阵议论，有赞成的，也有表示反对的。维经斯基是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他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共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完全有能力独立展开工作。会上发生的争论一直难以平息，因此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于是，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国委员会”，吸收马林、维经斯基参加，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会后，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在共产国际内部又进行了多次争论，布哈林根据争论的结果起草了一个提纲。1923年1月6日，在讨论布哈林提纲的会议上，马林和维经斯基再次发生争论。马林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了说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马林举了《向导》周报的例子。他说，这份发行量达7000份的周报，不仅在民族主义人士当中广泛流传，并经常批评国民党而且这种批评为民族主义人士所乐于接受。所以，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龙源期刊网维经斯基在发言中强调了三点：第一，在提纲中必须要求共产党保持自己独立性；第二，共产党应该注重自己独立的工作，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开展工会工作；第三，共产党应该利用各团体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看到两个人仍各持不同的意见，布哈林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提议，以他起草的提纲为基础，由马林和维经斯基去商量修改意见。这显然是一个高明的提议。会后，马林和维经斯基就提纲修改问题进行了郑重其事的讨论，两人都想在决议中保留自己的观点，但又不能不向对方做出让步。这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成立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即海参崴局，又称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被任命为远东局局长，马林和片山潜被任命为远东局委员。主席团同时决定：马林和维经斯基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或许是角色的确定使马林和维经斯基都产生了缓和的愿望，反正很快，他们就对提纲达成了共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由马林和维经斯基修改的提纲，名为《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由于这还是共产国际就国共问题第一次做出的正式决议，也是直接影响陈独秀政治走向的重要文件，所以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内容。决议的全文是：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龙源期刊网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2]从《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马林和维经斯基两方意见相互协调和的产物。然而，这是由于吸收了两方的意见，才对国共合作内容作出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规定：一方面，它强调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提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进行自己的特殊的工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决议》的第七条，它指出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实行正确的政策，即使如此，也不能与其合并。他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如果国民党实行错误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不应当支持它。这个《决议》如果能够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准则，作为共产国际指导国共合作的准则，那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决议》的部分内容在此后的实际执行过程中被人为地阉割了。从莫斯科揭秘的档案和相关资料看，这一关系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命运的决议，就是这样出台的。至于隐藏于档案背后的东西，谁也无法说得清楚。二、维经斯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1923年1月，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回到中国。陈独秀明白，他随身携带的虽然只是轻轻的几页纸，但压在他身上的，却是几乎无法承受的重负。当然，陈独秀从莫斯科带回的，不仅仅是共产国际这个决议，还有莫斯科对中共实质性的帮助。在俄罗斯新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个题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的绝密文件，形成时间是1922年12月，署名人是萨法罗夫，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预算涉及印刷费用和人头费用两部分。在印刷费用方面，有支持《向导》周报和工人报刊，印刷传单、宣言等的费用；人头费用方面，主要是汉口、湖南、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山东组织员和宣传员费用，以及两名中央委员的差旅费和意外开支，总计全年为1.2万卢布。[3]长期以来，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只看重国民党，因此，只向国民党提供经费和物资援助。这份档案显示，实际上中共当时的绝大多数经费还是纳入到共产国际预算的。陈独秀知道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打通中共内部的思想是关键，因为中共里有许多人不同意加入到国民党内去，在领导层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在普通党员中，反对最激烈的是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只有组织工人运动才是龙源期刊网共产党人的正道，工人发动起来了，共产党就强大了，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去通过改造国民党来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是走了弯路。当陈独秀正为如何说服张国焘等人而犯愁时，发生了中共从事工人运动以来最为惨重的事件。1923年2月初，由张国焘具体负责领导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被吴佩孚派兵阻挠。2月7日，吴佩孚又残酷地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国共产党人辛辛苦苦“经营”的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就这样伴随着革命者的血泪跌落下来。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沉重的打击。按马林的话来说就是：“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4]遭到打击的陈独秀，终于痛下决心，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马林的意图，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广州，以做好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准备。此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部长的维经斯基驻在海参威。在得知陈独秀准备把中央驻地迁往广州以后，他于3月8日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对此事反对。他写道：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令人担忧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又有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然而，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可以丢掉一切东西的条件，他的声望在工人群众的眼里是完全清白的。当然，应当利用南方合作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维经斯基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不赞成。他在信中表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它甚至没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罢工、对工人的枪杀和对学生的镇压来开展政治宣传，吸引广大劳动人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吴佩孚集团）的斗争。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派系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我断言，不能。[5]龙源期刊网维经斯基很担心，中共中央在马林指导下会作出不利于中国党的决定，遂于3月24日再次向萨法罗夫报告，要求派他去参加中共即将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说：“请萨法罗夫同志在接到这份报告后以东方部的名义正式给我发出中共参加党代会的电报指示。我之所以请求电报指示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去中国，至少在党代会召开的几周前去中国，以便能和中央一起认真地准备材料和报告，同时也可能直接考察日常工作。”[6]3天后，即3月27日，维经斯基又给萨法罗夫发去电报，提出：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7]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只是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同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群众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8]也许是因为受维经斯基的影响，萨法罗夫并不像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的一些人那样，轻视中国共产党而倚重于国民党。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工作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了全面肯定和赞扬，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年前还是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但目前已经同中国工人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可望共产党的人数和威望迅速提高。在提到国民党时，萨法罗夫却用了另外一种口气。他说：我们习惯把孙逸仙看做思想上的民族革命的代表，他试图依靠个别督军来实现军事上的计谋。国民党不是居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孙逸仙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指望跟最反动的北方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结盟。国民党由于这一结盟使自己在中国各界自由派人士的眼里威信扫地。萨法罗夫在汇报中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今后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他的意见是：今后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为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物质支援。[9]4月4日，萨法罗夫致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面报告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有意思的是，在报告中，萨法罗夫称马林为“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国民党”的人。其言下之意是说，孙中山国民党并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