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第1部分：《历史研究》格式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一、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二、注释的标注格式（一）非连续出版物1．著作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最新版本。示例：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第43页。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页。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页。佚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五十七种》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56页。狄葆贤：《平等阁笔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2．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可省去文集责任者。示例：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7-266页。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3.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后记（1）序言、前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示例：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页。（2）序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示例：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3）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可以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为了表述紧凑和语气连贯，责任者与文献题名之间的冒号可省去，出版信息可括注起来。示例：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所作的序，第2页。4.古籍（1）刻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示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页a。（2）点校本、整理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示例：毛祥麟：《墨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3）影印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示例：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太平御览》卷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4）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示例：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88册，第73页。（5）地方志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示例：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第7页b。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第10页b。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2册,第367页。（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示例：《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33页。《方苞集》卷6《答程夔州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上册，第166页。（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示例：《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二)连续出版物1.期刊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示例：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魏丽英：《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年第6期。费成康：《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董一沙：《回忆父亲董希文》，《传记文学》（北京）2001年第3期。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苏振芳：《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6年第3期。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倪素香：《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2.报纸标注顺序:责任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选注项）。同名报纸应标示出版地点以示区别。示例：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页。《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广益丛报》第8年第19期，1910年9月3日，“新章”，第1—2页。《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8月14日，第4版。《西南中委反对在宁召开五全会》，《民国日报》（广州）1933年8月11日，第1张第4版。（三）未刊文献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篇二：明清史研究状况四、明清史研究概况（一）明史研究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今天讲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一些，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简单回顾明史研究的历程；二是国内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变革；三是明史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四是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认清学术的流变和问题，对我们以后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一、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明史研究，以明代包括南明的300年历史为主要内容。明代有三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一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三是封建统治达到高度集权的时代的开端。因此，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研究明史力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确实地说，明史研究开始于清代（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但现代意义上的明史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叶。纵观20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第一次高潮：清末至民初。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近代思想大量传入，推翻清朝统治成为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形成了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明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转型时期。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同时开启了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第二次高潮：20世纪30至40年代末，成为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抗战热潮。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明代东北地区以及满族先世历史研究成为重点。同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涉及中国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由此开端。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为甲申年，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明史的结晶。此外，20世纪30年代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整理编辑出版，为明史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次高潮：1949—1966年。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使明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迎来了第三次明史研究的高潮，进入了研究的发展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例如，有关明代断代史专著，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谢国桢《南明史略》；政治史方面主要有吴晗《朱元璋传》，经济史方面主要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明代史籍。如《明实录》等。第四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恢复了勃勃生机，进入繁荣期。南开大学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顾》，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二是研究领域开拓扩展；三是研究方法求实创新；四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20本左右，论文近300篇。五是对外交流迅速扩大。二、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研究特色（一）区域分布与基本格局1、大陆：明史研究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二是南方，江南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东南主要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此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西南大学的张明富、黑龙江大学的胡凡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北师范大学的田澍是从社会科学院过去的；辽宁师范大学的郭培贵是从南开大学过去的。宁波大学钱茂伟研究明史史学，出自东华师大。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对现在的明代制度史的研究很有影响。1、港台。一是形成研究群。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