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观后感

魏晋风度观后感第一篇：关于阅读的思考《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古代文学课程论文——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姓名：崔文文学号：2012504008班级：汉语言文学二班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在我的印象里魏晋名士大多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总之，他们大多是违礼、放诞、率真旷达的名士，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仙人的感觉。但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文中提到魏初的文中有“清俊、通脱、华丽、壮大”的特色。解释的说，就是有简约严明、随心随性、辞藻华丽、意境广阔的特点。从这些特点来看与魏晋风度又有了很多方面的联系。而饮酒与吃药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原因之一。“貌似不可思议，被寻章摘句的烦琐经学和礼教传统包裹的汉代，居然尾随了一批玄谈、饮酒、弹琴、啸歌、率性放诞的魏晋名士。他们把眼光从对现世功名的汲汲渴求转放到了自然山川之美的欣赏赞美上，从对礼法纲常的讲究转到了对自我内心声音的探求。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对死生的看穿，如此审美地度过一生。”————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借这篇论文我将引入对魏晋风度的一些见解。我认为这些名士们都有着一些有待我们探究的共性。下面我想结合饮酒与吃药谈谈魏晋文人的特点。首先是从违礼的特点来说。在魏晋时期，传统礼教收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的行为往往违背传统的秩序规范，以极端怪异的举止夸张的反抗常识以及规范，他们表现了一种不受约束、自由无为的生活状态。而书中首先以曹操为例，引入封建礼教。曹操因为不孝的罪名杀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又写曹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写出曹操行为的不一，一面重视礼教，一面为了私欲遵守封建礼教，而后又以吃药后居丧无礼来表明他们的不拘礼教。在文章的结尾揭示了魏晋名士的毁坏礼教只是表面，实则太相信礼教。文章鞭辟入里、逻辑清晰，也让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关于这方面在《世说新语.任诞》第六中描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而后这种忘我的举止之后是否如鲁迅先生所言，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以及迂腐就不得而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们的无力以及狭隘导致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行为上以夸张的形式忘我，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不满以及无奈。“竹林七贤”是反抗旧礼教的代表，其中阮籍为喝酒的代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了文人的迂腐，并以阮籍为例表现了出来。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先生给的解释是阮籍依靠饮酒来躲避司马氏的诘难。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阮籍作为一个名人，又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他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阮籍饮酒一方面是为了保命，躲避政治上的纠纷。我认为应该还有另一面，作为一个文人，他一定有自己对社会的追求、目标。也正是因为阮籍力量的弱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才导致他不得不沉溺饮酒，来逃避他的无奈与失望。我认为也是一种自我催眠。在文章中也说到阮籍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拒绝儿子加入饮酒的行列。我认为阮籍应当也认为他的饮酒不是真豁达，而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其次从放诞举止上来说。我认为放诞举止是魏晋名士的注目特色之一。这些名士大多有种种奇特的嗜好。当时有句名言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放诞不羁，体现了一种豪放慷慨的性情。在文章中提到当时的名士们吃“五石散”的药，从而养成了很多习惯。例如：行散、穿衣宽松、不鞋而屐、扪虱而谈等。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越来越不注重世人的眼光。刘伶在《名士传》中表现出：“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从他的言行中表现了对生死的淡薄、无所谓。另外，“竹林七贤”传为放诞之风的发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他们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很难接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他们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所以才很难理解。但从这一系列行为上，我们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表现了他们对正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虽然他们的行为很怪异、极端。在我的认识里，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满完全可以通过很多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难道他们真的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怪异吗？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热门跟从呢？虽然这反映了当时名士们的普遍心理，对旧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反抗成了大家的共性。而之所以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怪异，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温柔的力量是弱小的，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排斥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合理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生活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转换里，他们体现出一种弥漫、极端的行为。最后是率真旷达这一特点。率真旷达是当时文人所普遍推崇的一种气度，他们崇尚自然、真实、随性而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情合理，也不在乎外人的眼光，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洒脱率性作为追求目标。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任诞》第四十九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王子猷作为其中典范，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出了率性、真实的特点。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子猷作为一位名士，却不居高自傲，为人吹笛不求回报，也不多言，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做事。在这里不同于违礼、放诞的特点，率真旷达的特点似乎表现出魏晋名士为人所推崇的特性。而这种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关于桃花源的理想社会。文人是思想最为丰富，最为单纯的群体作，即使在政治上他们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有着浓浓的爱国情怀，陶渊明在《归去来兮》中表达了他的无奈随性，可最后还是无法完全不理会世事，幻想着有这桃花源的存在。而魏晋风度也正是当时名士们无奈之下创造出的“桃花源”吧！“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诸如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以及玄学虚幻、清谈误国等。所以千秋以降，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摘自新浪博客借用他人的话来总结一下魏晋风度吧。博客中的观点我只能说赞成其中一部分，毕竟我认为魏晋风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有利影响的。在西晋的正统建立起来后，文人在政治上与皇权的争执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冲突的淡化魏晋风度尤其是违背名教的放诞之风也开始愈演愈烈，虽然有竹林七贤的影响，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士族的统治地位稳固了，在政治上更具有地位。到了东晋士族的实力更是达到顶峰，而这时魏晋风度已基本失去了当时极端偏激的特色，更多的是文学创作，以酒怡情，极具文艺气息。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已经失去了搬来该有的样子，只延续了风度的表面，因为形势不再需要他们激烈地反抗现实，在安逸的环境下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缓慢的状态。到了隋唐一统的盛世，士族地位的下降以及来自儒家、道家、佛学的冲击，集权又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科举考试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标准，礼教又郑而重之地发挥其它的作用，魏晋风度也终于成为历史。最后引用一句话来表示我对魏晋风度的感想：“魏晋风度成绝响，人间不见阮嵇康。”（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注：论文中引用：《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世说新语》篇二：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血泪交织的挽歌——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