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助理的工作方法

法官助理的工作方法第一部分：我国法官助理制度试点工作概述我国法官助理制度试点工作情况概述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是由法官指导下开展从事审判辅助工作的法院内部公务人员，法官助理本身没有审判权。法官助理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当时是美国的法官以私人的名义聘请法官助理，后来得到美国联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认可后逐步推广，至上世纪末被我国法院引入。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最高法院的指导和推行过程中主要经历以下阶段：（一）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首次提出了在高级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摸索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经验；（二）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若干意见》明确了在全国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三）2004年9月经中组部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同时明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为全国试行法院；（四）2007年12月，最高院下发了《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的实施方案》（以下分别简称《试点意见》和《实施方案》），使法官助理制度试点扩充到西部8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再到近些年，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为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也纷纷尝试采用法官助理的形式。［1］以在我国试行法官助理制度较早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为例，该院打破传统的“一审一书”式，实行加入了法官助理的“3+2+1”和“1+1+1”模式：普通程序为三个审判员，两个法官助理，一个速录员；简易程序为一个审判员，一个法官助理，一个速录员。其中，法官助理又分程序助理和文字助理，程序助理的工作主要是送达、排期、调查取证、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文字助理主要承担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审判员的主要精力放在开庭和法律文书的修改定稿上。全国其他一些正在试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法院采取的配比模式（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还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3+3+2”模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2+2”模式，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1+2+2”的模式，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的“3+3+2”模式等，它们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相比也都是大同小异。总体看来，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处于试行推进阶段，其定位、职责等尚待法律认可确定，理论代写论文界和实务界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但对于我国试行并推进法官助理制度的必然性、可行性和现实意义已为多数人认同。事实上，法官助理制度十余年的试点工作，在缓解当前法院人少案多这一凸出矛盾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最直接的作用便是让审判人员从大量繁琐的辅助性事务中解脱出来，相应地减轻其工作压力，使其有更充足的精力和清晰的思路来处理案件的审理。这也让我们看到法官助理的现实需求量，高校法学院如能做足准备，主动介入，与人民法院一起推动这一制度的深远发展，确保法律事务（辅助工作）人才梯队建设良性循环，进一步优化审判资源和人力资源，其对促进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中国法治进程建设、法学教育改革的意义和影响都将是巨大的。篇二：关于法官助理使用问题的若干思考关于法官助理使用问题的若干思考我国传统的“一审一书”模式客观上造就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的师徒关系。在这样的审判模式中，大量的事务性工作由法官和书记员共同完成，法官为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所累。在传统审判方式中，法官既负责案件事实的调查，又要对案件适用法律，法官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大量民事、经济纠纷涌入司法程序的今天，传统的办案方式已经无法消化日益增加的案件。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诞生的法官助理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是一种指导与服务的协作关系。它要求法官助理必须从法官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刻为法官公正高效审判做好辅助性工作，使法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司审判。法官助理不仅提高了诉讼效率，还成为法官的重要来源之一。设立法官助理制度，其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划分审判职责，科学配臵法院内部司法职权，理顺法官与其他辅助人员的关系，保证法官专司审判，提高审判的质量与效率。法官助理制度作为一种新生制度，是审判机制改革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制度创新，是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作出的重要探索。如何建立并发挥法官助理制度的积极作用，是司法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任何改革都是作为过程存在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也不例外，该项制度在实践落实中有其不完善的地方，突出表现在法官助理的现实使用情况与设立此项制度的目的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吻合的地方。身为一名法官助理的笔者，试图通过本文以法官助理的使用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法官助理使用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一、法官助理使用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法官助理的使用应该符合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与目的，即在合理划分审判职责，科学配臵法院内部司法职权，理顺法官与其他辅助人员的关系后，法官助理切实履行其职责，保证法官专司审判，使法官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使法官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研究相关法学理论和法律适用问题，以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然而，实践中，不同法院对如何使用法官助理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方式，如有的法院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按照3:2:1的比例配臵审判资源，称之为“三二一”审判机制；有的法院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按照1:1:1的比例配臵审判资源，称之为“三个一”审判机制。在对法官助理的不同使用方式中，严重有悖于设立法官助理制度之目的的地方突出表现在：1、部分法院的法官助理与书记员工作职责不清，存在两者实际工作范围交叉过大的问题，甚至有的法院穿新鞋走老路随着书记员单独序列制度的实施，应该说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的关系很好界定。从二者的职责来看，二者是一种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系。不难看出，法官助理现在从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原来“一审一书”模式下书记员从事的工作。但究其本质，法官助理与书记员在录用标准、工作内容上存在质的区别：法官助理从事的工作包括送达、调取证据、协助法官进行案情调查，在法官的指导下撰写法律文书等等，而书记员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庭审记录、装订卷宗等文秘性工作，其余的便与书记员无关，充其量书记员还需完成法官或他人交办的其他一些事务。基于两者不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录用标准亦有差异，法官助理的选拨标准要高于书记员。然而，目前很多法院的实际情况是法官多、助理少，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的工作职责范围不清，存在着两者实际工作范围交叉过大的问题，无法真正体现法官助理的独立价值。有的法院因为案多人少的原因，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按照1:1:0的原则配臵审判资源，使法官助理实质上仍然承担着“一审一书”模式下书记员的全部工作。这样的法官助理除了及时完成法官交办的各项工作，还要完成卷宗的整理装订、信息录入、案卷归档等工作，以及庭上的各项琐碎性事务，难免分身乏术。这种做法违背了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目的与初衷，等于穿新鞋走老路，等于没有改革。2、部分法院的法官助理被任命后很快就担当起执行员或者代理审判员的角色，并未在法官助理的岗位上得到很好的锻炼有的法院将刚被任命为法官助理的人员直接作为实质的执行员对待，安排其负责执行实施工作。这亦显然违背了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目的。原因在于，这样的法官助理从事的工作并非司法辅助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存在执行法官助理。事实上，相当多的法院通过一定程序的选拔，将参加法院工作不久的人员任命为法官助理，他们被任命后或是从事实质属于书记员的工作，或是担当着实质上属于执行员的角色，或是在任命不久后通过短期的预备法官培训后，很快就走上了见习代理审判员的岗位。总之，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从事过法官助理工作，或是从事法官助理工作的时间很短暂，并没有在法官助理的岗位上得到很好的锻炼。笔者认为，没有在法官助理的岗位上得到很好锻炼的人员并不有利于其自身业务的提升、工作经验的积累，并不利于法院队伍建设。相反，那些在法官助理岗位上得到过很好锻炼的人员，他们在业务的广度与深度、生活阅历的积累、处理事务的效率与效果等方面通常会得心应手。二、使用法官助理实践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1、法院行政编制实际运作中的现实困难是迫使部分法院难以真正全面落实法官助理制度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法院的人事权和财权都是由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负责，法院的任何改革都离不开当地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所以，法官助理制度、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不是法院自身能完全解决的课题。法院的人事是由地方党委组织人事部门核准定编，当地的财政部门也是据此编制来核算法院的经费及工资待遇的。如果法院超编自行聘用工作人员，因此增加的工资待遇及其他相关费用，当地财政并不负责，只能由法院自身解决。如果将书记员转化为法官助理，必然出现书记员缺乏的问题。由于多数法院的书记员数量本就不足，书记员转任法官助理后需要重新招录书记员，如何补充书记员又是新的问题。如果编制允许，当然可以通过招录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如果编制不允许，不能补充书记员，审判工作也很难顺利开展。再有，很多法院出现了法官断层的“法官荒”现象，为及时充实法官队伍，很多法院出于充实法官队伍、调动干警工作积极性、增加执行力量等因素的考虑，或将刚被任命为法官助理的人员直接作为实质的执行员对待，安排其负责执行实施工作，或将担任法官助理不久的人员任命为见习代理审判员，让其走上了实质属于审判或执行的岗位。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目前我国相当多的法院都存在案多人少矛盾的现实情形下，法院着眼于自身进行内部人员的调配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也就产生了上述被任命为法官助理的人员实质从事着书记员工作、刚被任命为法官助理的人员很快就走上了实质是代理审判员的岗位等现象。2、法官助理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时间的磨合、实践的摸索，法官助理改革推进具有渐进性和联系性的特点事物发展存在阶段性的特点。各地法院由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同乃至具体庭室的状况不同，期望法官助理的改革一刀切、一个模式、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由于法院书记员制度已推行多年，而法官助理制度只是在近些年才着手施行，相关制度就两者的工作衔接、人员配臵篇三：试论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论文提要」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加快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根据目前我国法院和法官队伍的实际情况，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法院的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符合审判规律的新型审判机制。近年来，随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法院改革中被提上日程。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如何建立并发挥该机制的积极效益，是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笔者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单位，通过施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合议庭固定模式，对法官助理制度进行了实践论证。笔者根据该院法官助理制度的具体情况，试从实施法官助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实证参考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官助理制度。「关键词」法官助理制度构建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制度变革塑造良法秩序的法治国家。[1]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后，特别是我国在加入WTO后所产生的外在力量的推动下，各项体制改革加快向民主和法制方向纵深化发展。而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已日益成为我国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过去十年里，人民法院在研究和探索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强化公开审判，陆续对案件的流程管理、审前准备程序、证据制度、审判公开制度、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案件的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得到了提高。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人民法院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一些改革举措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甚至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司法改革基本保持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零敲碎打状态，审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