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

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第1条：水书“古文字”水书水族和水书古代，祖国南方是百越族群的生息之地。水族被认为是由百越族群中骆越后裔的一支演化而来。但是，水族先民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不少专家学者从殷商亡国变迁的历史、水族古文字及水书、水族历法、水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节———端节，以及DNA鉴定等等资料的研究，认定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殷商亡国之后，水族先民第一次举族迁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带向南迁徙，使水族先民从殷商的母体文化中分化出来，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而水家先民第二次举族大迁徙，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发兵征服岭南之后。第二次举族大迁徙，促使水家先民从百越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迁徙，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水族人口406902人。贵州境内水族人口369723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数的90.863％。水书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水族的独特文字，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大多数水族人只能通过前辈的口口相传学习水语。会说，却看不懂文字，更不掌握其中的内容。“水书”大部分掌握在民间被称为“鬼师”或“师人”的水书先生手里。2002年3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将水书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特点水书又称“鬼书”、“反书”，其一是指其结构，有的字虽是仿汉字，但基本上是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字型的写法。“水书”文字为何与汉字不一样，其写法与汉字相反，这些问题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二就是：在古代，水族先民因受统治阶级所迫害，相传其祖先“陆铎公”创制“鬼书”以反对和报复统治者。目前，水书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的文字当中唯一的非拼音文字。水族文字的结构水族古文字的结构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象形字，有的字类似甲骨文、金文；二是仿汉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三是宗教文字，即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书写形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等。水书主要靠手抄、口传流传至今，因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由于其结构多为象形，主要以花、鸟、虫、鱼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物如龙等所撰写和描绘，仍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在水族地区仍被广泛使用，因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水书是水族的文字,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意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书，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目前仍在水族民间普遍使用。水族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水书形态接近和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保存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是研究水族历史文化、精神信仰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证”。发现水书据说，江苏一收藏爱好者收藏的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陶瓷注碗上的5组10个符号，居然被荔波县的水书先生识读、辨认，并认为是水族文字，因为在黔南水书中找到了相同的记载。2004年5曰14日，中国民族报也报道：夏陶神秘符号在水书中找到相同记载。据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与黔南的水书有相通之处，水书先生甚至可以大致解读其含义，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人们早已不识别或遗忘了的古老符号，居然在千年后的生活中被水书先生辨识。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水书又暗藏着什么样的历史秘密和文化信息？如今，水族聚居地主要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的苗岭山脉以南、都柳江上游，全国55%以上水族人居住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其余分布在独山、荔波、都匀、榕江等县（市）和广西北部地区的融安、南丹、环江等地。对于三都，作家梁衡曾挥毫盛赞：“四分地球三分水，天上人间唯一族。”或许正是这瑰丽风光护佑了这“唯一族”的奇特水书，而沿用至今。除了大量的水书纸本，三都县都江镇大坝村有一处水书摩崖石刻，塘州乡、都江镇、周覃镇都有水书墓碑，黔东南的榕江县计划乡也有水书墓碑。于是，水书开始被世人发现与关注。从形体上看，水书普遍被认为具有三种类型：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文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形体中，主要以花、鸟、虫、鱼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物如“龙”等所撰写和描绘。从内容与功能角度出发，水书普遍被分为两类：一类叫“普通水书”，水语谓之“白书”，用于丧葬、嫁娶、出行占卜之类；一类叫“秘笈水书”，水语称之“黑书”，是水族攻守兼备的秘笈，传世者极少，能破晓之人更是凤毛麟角。水书的书写形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书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等。水书中有许多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暗示水族的宗教意识。其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吉凶兆象及驱鬼避邪的方法，大体是以年宜、忌月日，以月日宜、忌时方，并用歌诀或事物兆象标明它的吉凶所属，因此多是作为巫师或水书先生施行法事的工具，目前仍在水族民间普遍使用。可以说，千百年来，水书以其神秘的文字结构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传而成活并沿袭流传至今，保留着水族古老的文明信息，至今在水族民间仍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令世人注目。整理水书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水书有400多个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字，但水书还有许多异体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春夏秋冬、九星等单字上。贵州民族学院的水学专家潘朝霖说：“保守推测，如果每个水文字单字至少有一个异体字计算，那么水文字总量约有1600个。”2002年2月，三都县档案局提供的水书文本，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3月，水书纳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荔波县最早的一本木刻水书产生于明弘治年间。此珍本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水书版本。2008、2009、2010年三都县档案局（馆）先后有18部（套）32卷本水书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共有55余本水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6年，“水书习俗”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内水书研究著作主要有：《水书·正七卷》、《水书·丧葬卷》、《水族古文字与书法》、《水族古文字与水书》、《中国水书》、《水书常用字典》、《中国水书探析》等。2007年，荔波县馆藏精品水书译著丛书之《泐金·记日卷》出版。2008年，三都出台《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2010年，三都水书研究人员与电脑技术人员联合攻关，成功研究编写出水族文字输入系统，创造性地开发出水书手写体输入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水书研究工作提供条件和便捷。特别是2008，我国第一部《水书常用字典》出版，录选常用文字468个进行编写（不含异体字），连其异体字一起共1780个。它以水族长期以来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洞水话为标准语音，并引用关系到这些文字的水书字句等。这部字典是水、汉两族语言信息的交流的工具书，对宣传水族文化，深入开展水书、水语研究，具有辅助价值。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花纹（高明著作《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研究水书篇二：历史课题开题报告陆进《黔东南地区水族的婚俗与功能》开题报告执笔人：陆进一、本课题的申报及立项2014年9月，在岑巩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由凯本中学的陆进老师，姜仁君、廖锦文老师牵头，陈实老师、杨艳群老师参与发起，联合组织申报了县级课题《黔东南地区水族的婚俗与功能》。2014年10月，该课题通过了岑巩县教育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立项申请，被正式立项为岑巩县2014年度课题。二、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婚姻，是人类自形成之日起就产生了的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男女赖此结合，后代赖此而延续，亲属赖此而确立，分工赖此而产生，社会组织亦赖此而奠定了基础。人类从毫无秩序的杂乱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完美形态，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转变。水族亦是如此。在嬗变过程中水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和风俗。水族，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传说它的祖先是水神共工，《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其婚姻形式和其他民族有共同之处，同时亦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对于婚姻的研究，海内外学者从很早以前就有着广泛的关注度，但对于水族婚姻的研究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由于抗战的爆发沿海大学纷纷内迁，如浙江大学等。这些大学的学者们将水族的研究提上了日程，自此水族的研究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下面对关于水族史的研究进行综述。第1页（共4页）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沿海大学内迁之后，水族史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此后学者们逐步开始对水族史进行探索和研究。陈国均《水家的地理分布》（《社会研究》1940，第26期）第一次从水族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情况等方面说明了水族的概况，使人们对水族有了初步的了解。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最先从水族的恋爱方式、确立姻亲关系、订婚程式、结婚仪式等方面对水族的婚俗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岑家梧先生的岑家梧《水家风俗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49.1）通过田野调查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水族的生活风俗、婚姻习俗、社会关系等不同层面对水家社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此外张为纲先生的《水家来源初探》（《社会研究》1940，第36期）、吴泽霖《水家的妇女生活》（《妇女工作》1940，第一期）、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等著作都对水族的来源、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后世学者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借鉴。这一时期的水族调查研究虽然短暂，参与人员和成果数量都很有限，未成气候，但这些学者的研究涉及水族的族源、生活、语言、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论断不断被后学所引用，为后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得到统一，经济得到发展，文史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水族史研究机构、团体纷纷建立，从事水族史研究的人员也日益增多，水族史的研究日益兴盛。1960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水族简史简志合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族历史研究较全面、系统的成果。1962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广西水族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1980年张均如《水语简志》、1981年《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第2页（共4页）1984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水族民间故事》等著作从水族的居住地域、语言文字、社会经济状况、婚姻、社会组织方面介绍了水族的发展。还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了田野调查之后写了调查报告。如1984年陈国安《榕江县水尾公社水族生活习俗调查》、1989年雷广正《榕江县水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八十年代水族地区的真实生活面貌，是水族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资料价值巨大。这一时期水族史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水族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地拓展和更新，又有诸多学者和著作涌现出来。潘朝霖《“水书”难以独立运用的死结何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罗春寒《水书的抢救及其存在问题浅议》（《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从神奇水字、神秘水书、神圣信仰的历史深度向世人展示了深邃的水族文化与习俗，并探究了其间的问题。韦章炳《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是第一部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深入探究和分析水书文化、水族风俗特征的水族历史著作。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发达的世纪，也是反思历史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水族史的研究定会得到长足发展。在国内正如火如荼的研究水族史的同时，国外的学者对水族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和《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提出了婚姻形态的进化序列，他将人类婚姻制度归纳为：群婚制、血缘婚制、一夫一妻制，每种制度下又包括不同具体婚姻形式。陈潇著《LOVEI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