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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在我国相对短的时问里表现出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将中国带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面对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甚或心理层断的各种问题，政府部门已然无法继续维持“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如何在这样的格局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纾解矛盾，促进沟通，是一个呕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社会组织：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严格来讲，社会组织并不算新鲜事物。我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着一些民间会社组织，具有一定公共陛质及公共职能。如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善堂”、“善会”，乡村共济、邻里互助的各种“合会”，崇尚风雅、交流同道的“诗文社”、“讲学会”，行商传技、缔约兴市的各种行会、会馆、商会等，以及乡村社区承担各种公益职能的庙会、花会、看青会、联庄会等。这些不同形式的民间会社组织，在倡导善行善德、加强人际互动、实现社会协调、提供公共服务、拓展公共空间等方面，与现代社会组织有着许多类似之处。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组织。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2010年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有44万个，同时，还有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城市街道社区群众型组织20万多个、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此外，还存在大量未登记但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草根组织”和在华活动的境外社会组织。近几年，我国社会组织以每年平均8%-10%的速度增长，总体实力逐步增强。2009年，全国社会组织形成固定资产总值约1089亿元，收人1247亿元，增加值500亿元。全国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540万人，兼职[作人员500多万人，注册的志愿者2500多万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服务、商服务……社会组织活跃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组织犹如‘缓冲器’、‘润滑剂’和‘助推器’、‘催化剂’，具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效。”谈及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广东惠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叶思南感触颇深，“2009年，受全国多个城市出租车罢驶事件的影响，惠州市也有些出租车司机一度躁动不安。在惠州市委的倡}义下，市交通运输协会没立出租车司机分会一‘出租车司机之家’，敦促出租车公划处理好劳资关系，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市交通运输坍会每年都举办出租车司机座谈会，倾听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在第13届广东省运会期间，市交通运输协会成功地化解了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风波。这种行业协会作为第三方居中协调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润滑和缓冲作用，避免矛盾的激化。”“惠东有个马铃薯产业协会，成立六年来，坚持以打造冬种-§铃薯特色农业品牌为目标，全方位为会员和农户提供产前信息、产中技术、产后销售等全程服务，促进‘企业基地+农户’产业化发展，使惠东冬种马铃薯成为最具竞争优势和鲜明地方特色的出口创汇农业，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叶思南说。“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据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介绍，广东省社会组织每年经济活动总量超过500亿元，招商引资约300次，提供咨询服务1.6万次，组团考察超过1000次，协调会员与消费者纠纷约1900次，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近1700元，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约120起。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配合政府宏观调控，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调节贸易纠纷等方面，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每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3300多起，成功率达99%;长沙开福区、灭心区街两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和群众作站，2010年接访1872批，调解率达到87.7%。种类繁多、功能各异、扎根于社区街道的社会组织虽然规模不大，却能直接满足多元化、个眭化的社会需求？一些社区社会组织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协调劳动关系，参加社区共治，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社会组织的发展舒缓了就业压力。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岗位已超过1000万个。2009年，七月在八万人体育场举办“社会组织促进大学生就业现场招聘会”，全市170多家社会组织一次性提供了1800个工作岗位。上海市人才服务行业协会联合40多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使5万名大学生得到就业。社会组织促进了民生保障。近年来，直接服务于民生领域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H趋活跃。在近年的抗灾救灾和重大活动中，伞围各类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站在了第一线，累计募集款物超过1000亿元，动员社会资源突破2000万人次，成为推进公益事业、弘扬慈善精神的引领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工作，对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和国家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提出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明确要求“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确立了总的方针政策。窘况：政府太大，社会太小现代政治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种力量实现基本均衡的社会。政府主要负责社会公共管理，企业主要从事生产经营和市场流通，社会组织主要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三元主体合作互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非政府性、非盈利性、志愿公益性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在世界各国迅速崛起，蓬勃发展，活跃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第52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把“社团的发展”列为影响当今世界的五大因素之一。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力量还比较弱，从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来看，法闰110个，日本97个，美国52个，阿根廷25个，新加坡14.5个，巴西13个，我国仅为2.7个，造成社会管理的社会参Fj度不高；经济贡献偏低，世界22个国家社会组织占支出GDP比重的平均值为4.6%，发达国家为7%，我国仅占0.55%；从业人员少，从国际上看，社会组织吸纳就业人员一般占本国就业人员的3.4%，我闰仅为0.7%,。与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动力不足，活力不足，尚未表现出勃勃生机和令人鼓舞的前景。社会组织三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在我国社会组织身上表现得都不鲜明，甚至包含与之相悖的一些东西：许多组织都在开展一定形式的营利活动，大多数组织和政府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少有组织能够真正动员志愿者资源等。我国尽管在历史上有悠久的慈善、互助、公益和民间结社的传统，但是今天的社会组织却似乎与这样的历史无缘，它们更像舶来品，艰难地在政府规划和市场挤压下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由于受到管理体制的束缚，南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于各级党政部协调支持不够，也由于社会组织自身的自律和能力建设不足，我国社会组织的各项功能还远没有具备起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C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今年3月中下旬和4月中旬，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围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一主题，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先后赴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省市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中，委员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央一直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但许多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依然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全球性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在社会公益领域尝试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深圳、上海、广州、青岛等地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进展缓慢，社会组织发展活力没有充分激活。即便在社会组织发展比较好的广东省，目前还有85%的社会组织未能承担政府转移的职能，91%的社会组织未得到政府购买服务。多数社会组织凶得不到政倚职能部门的委托，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空问有限。有些地方尽管也做过一些职能委托，但多数是基于熟人、碍于隋而，并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一些政府部门对待那些非官办的社会组织（既不是依附于业务主管部门，也无政府部门人员兼职的社会组织），本能地有一种不信任感，甚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歧视。特别是对于那些民间自发组织的‘草根’组织，更加不信任和警惕，总是怀疑这些组织是否别有用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要想取得政府购买服务和转移的职能足很荆难的。”广东岭南文博研究院副院斑马胜平无奈地说。“不重视，不信任，不放手。”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码岩如此概括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三不”态度，“有一些部门仍停留在‘政协寸万能’的思维定势中，习惯于万事大包大揽，对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认识面需提高。”“三不”态度的背后，有些是Ⅲ于部门利益，有些是限于政策上的瓶颈。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浪潮推动下，当日孺要推进的，是在党委领导下，把政府的主导作用与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统一于一体，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下决心把那些政府部门管不了、管不好而社会组织又能够承担的自我调节、公共服务职能转给社会组织。“这不仅有利于规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促进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也有利于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改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氏的公共服务需求。”全圉政协委员李君如说。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也亟需加强。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到2002年，进入该校研究范围的40多个国家中，社会组织从政府取得的资金占其收入的34%，远远超出了从慈善领域取得的资助。在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资源占社会组织收入的比例更高，爱尔兰、比利时为77%，德圈和以色列为64%，荷兰为59%，法国为58%，澳大利亚为50%，英国为47%。目前我国由于政府支持不够，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步履维艰，少数社会组织甚至采取乱收费、乱评比等手段维持生计：日前，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没有将服务项目纳入采购范围，购买的客体也没有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无法可依。鉴于此，委员们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调研论证，出台相关政策，规范购买服务的项目，建立购买服务平等的合同契约关系，将购买服务纳入公共预算，完善严格的评估监督体系，使政府购买服务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国家要通过立法或出台文件，明确规定政府部门职能转移的范同、事项、时限和要求，推动有关部门将行业管理与协调性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型职能、技术服务型职台委托给社会组织承担。政府部门授权或委托社会组织承担管理事项的，南政府各部门提高年度购买服务的事项及要求，纳入部门预算，同级财政支付。”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说。“工青妇”：功能亟待回归不少人还记得这个故事。—年前当选为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曾囚每天几千个倾诉电话不得不关掉手机，胡小燕感慨：我的肩膀难以承受3亿农民工兄弟的期盼。胡小燕的感慨，让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前所未有，尽管有国家总理面为农民工讨薪，尽管有政府出面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尽管亿万农民工各种权益日渐得到保障，但农民依然需要更多的“代言人”。这样的角色谁来扮演？答案非常明确——工会。以全国总-会领衔的各级狯，近些年从有组织地为农民工集体维权，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