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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主义叙事学NarratologyofStructualism2概念•“叙事学”（Narratology）也称“叙述学”，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文学理论，由于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前期又称“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探讨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叙事学诞生的标志是为巴黎出版的《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该期是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的专刊，它通过一系列文章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诸于众。但“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方始见于托多洛夫所著的《〈十日谈〉语法》一书。3概念•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种种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力图从千变万化的叙事活动中抽象概括出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型。•1968年前后，叙事研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来被剥离掉的历史文化内容又重新回到叙事研究当中。•罗兰·巴特1970年出版的《S／Z》是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S／Z》分析了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撒拉辛》，巴特认为，所谓现实主义的“现实”其实是各种叙事符码组成的叙事成规的产物：“‘现实主义’艺术家从未将‘现实’置于其话语的起源处……起源处只是且总是一种已被写过的真实，一种用于未来的符码，循此可辨清者，极目所见者，只是一连串摹本而已。”4概念•巴特没有止步于结构主义的纯形式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现实主义叙事成规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符码虽则全部来自书本，然而经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有的转体，便将文化转变成自然，这些符码仿佛缔造了现实和‘生活’。”•在巴特看来，现实主义的真实，并不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而是叙事成规与意识形态相合谋的结果。•结构主义形式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相结合，这一研究转向意义重大。197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逐渐走向综合。这种综合并不是回到传统的反映论，而是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一个统一体，权力、意识形态和叙事形式紧密结合，不可切分。5目录•一、一般原则：“故事底下找故事”•二、普洛普：三十一个“功能”与七个“角色”•三、托多洛夫：叙事“句法”理论•四、格雷马斯：“行动元”与“符号矩形”理论•五、热奈特：“故事——叙事——叙述”理论•六、结语6一、一般原则：“故事底下找故事”•在结构主义者眼中，符号“说”什么可以不必注意，关键在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具有意义的。英国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说：•“你可以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结构’来考察，而将它的每一项目仍然作为本身就有一定意义的东西来对待……但是，仅当你主张，每个意象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与其它意象的关系时，你才成为一个合格的结构主义者。意象并不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仅仅具有‘关系’的意义”。•他以一篇小说为例阐释上述观点。小说情节如下：•一个男孩与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他步行穿过树林，结果落进一个深坑。父亲出去寻找儿子。他也来到坑边，向下探望，由于黑暗看不见儿子。恰巧太阳升到当头，照亮坑底，使父亲救出儿子。高兴和解之后，他们一起回家。7•非结构主义批评的解读：•社会学批评会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人际关系（代沟）之类的主题；•精神分析会认为作品体现了俄狄浦斯情结（“落入坑中”是象征求助母亲的子宫，或象征自我惩罚——阉割）；•人道主义批评认为作品隐喻人类关系中的困境；也有人认为要从“儿子”（sun）和“太阳”（sun）两个词的相似关系入手进行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则以一种图表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程序：•儿子与父亲吵架——“低”反叛“高”：垂直轴上“高”/“低”相对立。•儿子穿行树林——“中”：水平轴上的运动•落入坑中——“低”：垂直轴上“低”占主导地位•太阳升至头顶——“高”：垂直轴上“高”占主导地位•阳光射入坑底——“高”对“底”的屈尊•父子和解——低与高恢复平衡•一起回家——“中”：合适的中间状态得以完成。8•这种分析根本不看小说实际内容，而专注于它的形式结构。认为这个内在关系结构保持不变，个别成分则可能替换——“你可以用母亲/女儿或鸟/鼹鼠去代替父/子或太阳/坑等”，而“单元之间的关系结构仍被保持着。”结构主义主张：故事的“内容”就是它自己的“结构”。•例如：一个母亲和女儿吵架，女儿去花园和她的宠物鼹鼠玩耍。母亲过来叫她，她不理。这时，飞来一只鹰把她的鼹鼠吃叨走了。女儿伤心扑到母亲怀里哭泣，母女双方和好如初。•结构主义批评的特点•（1）不是评价性的而是分析性的——对作品的文化价值并不关心，从伟大的杰作到平庸的作品，都可以作这种分析。•（2）故意冒犯、拒绝小说的“明显”意义，却试图分析隐含的“深层结构”。9•另一位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杰拉尔·热奈特也说过：“文学被当作无编码的信息已由来已久，现在有必要暂且把它当作无信息的编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人们总是注意作品的意义：表层意义和内容，忽视结构关系，现在应该开始注意后者，哪怕暂时牺牲前者也可。•这种观点，我们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也见过。斯氏主张“神话是由许多变体构成一类同时并存的关系”，变体下面是基本结构，要研究神话，只须找出其深层的基本结构即可。这就是所谓：“故事底下找故事”。•孙文宪说过：“绘画批评如果不讲色彩、线条，音乐批评如果不讲节奏、乐音，人们肯定难以认同。但是奇怪的是，文学批评如果不讲语言、技巧，大家却不以为怪。其实这很不正常。对于真正的文学批评来说，技巧分析应是任何一篇批评文字都不能没有的成分。”（补充：焦亚东老师关于小沈阳的例子）•具体到叙事作品，如果文学批评不关注结构和叙事，就相当于绘画批评不讲色彩、线条，音乐批评不讲节奏、乐音，仅停留在所谓“思想”、“意义”等内容层面，无法触及到“文学性”，终究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10二、普洛普：三十一个“功能”与七个“角色”•弗拉基米尔•普洛普（1895—1970，V•I•Propp）俄国民俗学家，虽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一员，但他的《童话形态学》（1928年版，又译《故事形态学》或《民间故事形态学》等）一书被视作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所以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驱。•普氏一直从事民间故事——童话的研究。他对当时流行的“主题分类法”不满意。他发现“龙劫走国王的女儿”和“巫婆骗走了父亲的心爱之物”，实际上在功能上是一回事，他研究了一百多个俄国民间故事，发现在民间故事或童话中常常把“同一行动分配给各种不同人物”。于是他这种“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的行为”称作“功能”。各种故事（童话）尽管细节交错纵横，情节纷繁各异，人物众多，但“功能”的数目却是极少的。11•“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于是，他得出如下结论：•A、“功能”在童话中是稳定不变的因素。如何实现或由谁来实现它们无关紧要。“功能”构成童话的基本要素；•B、已知“功能”在数目上是有限的（他从100多个童话中归纳出三十一个“功能”）；•C、功能的顺序是一致的；•D、从结构上看，所有的童话都属于一个类型。12•这三十一个“功能”（详见后附）分布在七个行动范围内，每种范围又有相应的人物角色（七种“角色”）：–反面人物（恶魔、巨人、龙、巫婆等）–为主人公（英雄）提供某种东西的人（捐献者、供养人）–帮助者（助手）–公主（或被追求，寻找的人）及其父亲–派遣主人外出历险者（送信人、派遣者）–主人公（英雄、寻找人或受害人）–假主人公（假英雄）在不同童话（故事）中，七种角色可由各种人物担任。有时一个人物担任数个角色，有时几个人物共同担任一个角色，这样，普洛普实际上已在许多童话下面找到一个由“角色”和“功能”构成的基本故事。13•附：普洛普归纳的三十一个“功能”（1）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在家；（2）英雄听到一个禁令；（3）这个禁令被违犯了；（4）反面人物进行了一次试挥或侦察；（5）反面人物得到有关他的受害人的情报；（6）反面人物试图欺骗他的受害人；（7）受害人上当并无意中帮助了他的敌人；（8）反面人物对一个家庭的某个成员造成了危害或伤害；（9）不幸或不足的情况被公布于世，英雄接到一个请求或命令；他被派遗或得到前往的许可；（10）寻找者或追求者同意或决定采取相应行动；（11）英雄离家；（12）英雄经受考验，检查、攻击等等，这为他得到某种神奇力量或助手铺平道路；（13）英雄对未来的捐献者的行动作出反应；（14）英雄得到了一种神奇力量（或助手）；（15）英雄被转移、得到解救或被带到他要寻找的对象的周围；（16）英雄同反面人物直接交战；（17）英雄被打上烙印；（18）反面人物被打败；（19）最初的不幸或不足状况得以解除；（20）英雄返回；（21）英雄遭到追逐；（22）将英雄从追逐中解救出来；（23）未被认出的英雄回到家或另一个国家；（24）一个假英雄提出了无理的要求；（25）英雄接到建议去完成艰难的任务；（26）任务完成了；（27）英雄被认出；（28）假英雄或反面人物被揭露；（29）假英雄被赋予一个新面孔；（30）反面人物受到惩罚；（31）英雄完婚并登上王位。14评价•普洛普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从复杂多变的“言语”中找出一套符号规则和系统——“语言”来的作法是一样的。普洛普当年默默无闻。当50—60年代法为结构主义盛行时，人们才重新发现了他。他的著作得以再版、翻译、流行。人们把他视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驱。•普洛普的分析方法还带有朴素的，感性经验的色彩，但毕竟开了“发掘深层结构”的先河，后继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大师们则各逞擅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操作方式与范畴。下面的评述基本上是一种平行或罗列介绍。15三、托多洛夫的叙事“句法”理论•兹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1939-)，生于保加利亚的法国符号学家，现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被称为结构主义“年轻一代”的代表。他曾师从罗兰·巴尔特，有人说巴尔特开拓了叙事学的结构主义方向，而托多洛夫则是集大成者。曾以译介评述俄国形式主义著称，并极大启发了热奈特、格雷马斯和巴尔特等人。•托氏代表作有：《文学与意义》（论文）（1965）；同年他又以《文学理论》为书名，将俄国形式主义论著编译成法文出版（1965），专著还有《诗学》（1968-1973），《十日谈的语法》（1969）。•后来随着视野开阔，他的研究从文学作品转向整个文化/象征系统。著作有：《象征理论》（1977）《巴赫金：对话原则》（（1982）《批评的批评》（1984）16•托氏在同现有其它文论/批评方法的对照中提出自己方法的。他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学批评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文本探究文本之外的某些东西：作者或“社会”。这种方法否认作品的特殊性和自主性，批评家只是透过作品文本去研究人们感兴趣的某种批评对象：作者、社会或什么其它人。作品的意义只能外求于作者身世、时代背景等等。他把这种方法称为“投射”。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学批评都是投射方法的例子。•二是通过评论过程详细解释文本，它始终在作品内部进行，强调文本的独立性，但又成为一种死扣文本的，原子化的解读释义。这种方法重视作品的完整性，独立性，主张通过分析找出其特殊性，但往往割裂它同其它文本及文化符号系统的联系。他把这种方法称为“评论”。形式主义批评特别是“新批评”往往采用这类方法。17•托氏主张的则是一种坚持系统化原则的“诗学”的“阅读”方法。•它不同于“投射”之处在于：“阅读”不仅承认作品特殊性，而且承认作品的自主性，“阅读”并不否定“反映”观念，但它更尊重作品的独立，认为作品的意义不能外求于作者身世、时代背景等。•它不同于“评论”之处在于：“阅读”把对个别作品的关注同对作品诗学的较全面认识结合起来了。不仅把作品看作自主系统，更关注文本作为一个系统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一系统与更大系统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单纯死扣文本的解释和原子化的阅读。18•托氏认为，结构主义“诗学”不是要解释个别作品的涵义，而是要认识制约作品产生的那些规律。但它又不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