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与中国主场外交

30特别策划Specials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活动所具有的新意一般而言，主场外交是东道国将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植入国际规范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多个国家参加的主场多边外交更容易体现东道国的外交精神。2014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16年在杭州主办G20峰会，2017年在厦门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8年在上海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些多边会议和活动中，中国都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纳入其中。以2019年4月和5月分别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标志，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两次活动都是由中国倡议，并且在中国主办。其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多名代表参加。对于一个新兴大国而言，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中国倡导文明和谐论，与美国一些鹰派人士主张文明冲突迥然不同。一个崛起的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这本身是一种创举。这两次大会引起更大关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2017年12月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中国领导人概括国际形势的一种新提法。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在武汉会晤时，双方讨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课题。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同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南非参加金砖工商论坛时也提出了这一看法，9月在北京中非合作论坛上也强调了这个论断。同年11月，俄罗斯总理访华时，中俄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写入了“双方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过渡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得到了多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赞赏。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很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多边舞台的看客或者说是边缘人，多数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都不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现有的多边机构中也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发出声音。与以往崛起国只注重单个国家的利益不同，这次中钟飞腾【摘要】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以往崛起国只注重单个国家的利益不同，这次中国的崛起是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崛起，因而中国正在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主场多边外交发展中国家【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百年大变局与中国主场外交人民论坛/2019年06月中31国的崛起与发展中国家是共同发展的崛起，因而中国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当我们回顾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时，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道路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有了著名学者查尔斯·梯利所谓的“战争缔造国家”的说法。从19世纪后期起，西方崛起的一种逻辑是西方国家是文明国家，而非西方是半文明或者野蛮国家，文明国家可以用武力改变野蛮国家。当然，西方崛起大国对世界也有独特的贡献，提供新的国际公共物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关自由贸易的安排。不过，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中，多数时候获益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受损。面对这种损失，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些多边倡议，比如通过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但这些举措往往并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进入21世纪以后，当发达国家面临全球化的冲击时，以美国为首的规则制定者却又更改了之前的承诺，认为二战以后缔结的自由国际秩序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很少是发达国家主动安排的结果，而是一种意外。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与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自由贸易理念。在英国主导世界发展的19世纪，英国主要以双边的方式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英国工业化之后，采取了两种方式推动自由贸易：一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强行缔结条约；另一种是1860年和法国缔结互减关税协定。这一协定开启了最惠国待遇的历史，英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帝国”，法国的工业化也由此加速。欧洲大陆在英法的刺激和压力下，也开始实施关税改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这些协定为西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不过，以双边方式推行自由市场理念，其受益范围毕竟很有限度，而且很难让第三方搭便车，因而19世纪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是西欧地区和北美，其他地区的发展成绩并不显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西欧人均GDP从1820年的1200国际元，增长至1850年的1600国际元，到1870年接近2000国际元，1900年则高达2900国际元。世界人均GDP只是从1820年的666国际元，增长到1870年的870国际元，到了1900年发展为1260国际元，但是世界平均水平在后30年的提升，主要是西欧发展所带动的，世界其他地区依然落后。例如，1900年，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为1100国际元，16个东亚经济体的人均GDP为600国际元，非洲的人均GDP也是600国际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新兴强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加巴黎和会时提出“十四点计划”，其最后一点即是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在威尔逊的设计中，国联的核心是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争端等措施，旨在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将多边主义理想付诸实践，应当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美国国会因美国参战导致军费开支激增，反对美国加入国联。由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没有加入，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很多功能设计并不能兑现。在东亚地区最显著的案例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退出国联。这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美日纷争，乃至于最终助推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深受损害，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转向美国。世界人均GDP从1913年的约1500国际元增长到1940年的约2000国际元。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由美国这个核心区带动的，美国从1913年的4800国际元，增长至1945年的11700国际元，超出第二名英国近5000国际元。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7.3%，比1913年增长了约9个百分点。苏联1950年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9.6%，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明显衰落，经济总量占比从1913年的33.0%下跌至1950年的26.2%，西欧12个经济体的人均GDP从1913年的3500国际元增长至1945年的3800国际元。进一步而言，外围地区的衰落更加严重，例如，16个东亚经济体的人均GDP从1913年的678国际元降至1950年的666国际元，可以说东亚经历了“失去的四十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从1913年的22.4%下跌至1950年的15.9%。由于美国拥有超强的力量，美国开始推行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也是一种俱乐部模式，加入者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不是牺牲部分主权，就是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中。以拉美地区为例，二战结束时拉美地区人均GDP为2300国际元，到了1970年代末，拉美地区的人均GDP仍不到6000国际元，此后直到2006年才突破7000国际元，在这段时期内，拉美可谓进入“失去的32特别策划Specials三十年”。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GDP从1945年的11700国际元，发展到2006年就突破了3万国际元。因此，对于拉美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在20世纪前半期，东亚经历了“失去的四十年”；在20世纪后半期，拉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就此而言，英国和美国缔造的全球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困境，它没有办法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带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通道上。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分水岭的大危机。在此之前，华盛顿共识是引领世界发展的主流范式，是否坚持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在此之后，世界发展范式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以20国集团的兴起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多边舞台有了多种选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于2008年首度超过50%。如果按照通常我们所说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定义，即加上亚洲四小龙与中国澳门特区，那么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于2005年即超过50%。201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达到59.2%，预计2024年占比达到63.5%。发展中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地位将对全球多边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60%的比重超过了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的占比。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50年，美国与西欧的经济总量合计占比为53.5%。美国与欧洲构建自由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经济体量占比过半。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占全球经济中比重稳定在60%左右，因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全球扩散。如今，发展中国家也具备构建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不过，发达国家站立在国际多边舞台中央时，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多边互动。这种互动的起点之一是英国与法国1860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重要节点是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的国际联盟，而辉煌之处是1945年建立的一套规则。从发展趋势来看，就是从双边走向多边。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经验仍然可资借鉴，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应该继续走联合自强道路，从双边走向多边，并且向全世界开放。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不久，发展中国家就走向了联合自强道路，标志性事件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这次多边会议上，印度、缅甸和中国等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标准，这一规范性倡议也成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经过60多年的多边互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历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能在国际组织中办事的人才。如今，中国发起的很多倡议和原则举措，也再度成为联合国的重要文件内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世界的发展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谋求更好的平台和规则。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可以适当调整外交布局，提升多边外交的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起，“多边是舞台”已经是外交布局的四个板块之一。2002年，中国外交布局定型之后，多边的排序位列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之后。随着发展中群体性崛起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多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是，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很难像以往那样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1984-2007年间，国际贸易增速3倍于世界经济增速。但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中国发起新的多边倡议，注重主场外交，也是要开拓新的市场，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就长远而言，如何发展出卓有成效的多边主义将是考验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减损软实力，丧失道德感召力，世界各国都需要有责任感的国家站出来谋划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规范和原则。回顾欧美社会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如果仅是考虑自身的发展，或者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美国优先”，那么这种发展不会长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如果发达国家任由资本控制社会发展，那么或将导致国内民意基础的崩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政治僵局就是典型例子。美国要走保护主义的老路，恐怕还将招致全球更大范围的批评和更有力度的反对。（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参考文献】①［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责编/赵博艺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