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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一切社会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即生产资料的使用、生产过程和产品都社会化了），在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和产品转归全社会所有，并由社会进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和分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并不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这就必然要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认为，这个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442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总是在本企业内部千方百计地加强管理，严密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个别企业的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但资本的私有性却把整个社会的生产割裂开来，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弱肉强食，相互竞争。因此，整个社会生产陷于无政府状态。这种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严重程度，必然使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浪费。同时，在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盲目扩大的趋势，而社会消费能力即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却相对缩小，这就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严重失调，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早在18世纪的下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就曾发生过多次局部性危机。但这个时期爆发的危机，还不具备周期性。随着大工业发展，在19世纪20年代，危机开始了它的周期性循环，并且具有了普遍性。从1825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共爆发了13次经济危机，平均每隔10年左右爆发一次。其中，1929一1933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44％，国际贸易减少3／4，失业人数超过了3千万。并且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金融危机交织并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明显缩短，危机的次数频繁，平均每隔5年左右就暴发一次，同时还出现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所谓“滞账”局面。经济增长率70年代与60年代相比，美国由4.1％下降到2.9％、日本由11.3％下降到6％、西德由5％下降到3.2％；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70年代与60年代相比，美国由2.3％上升到7％、日本由5.4％上升到8.9％、西德由2.4％上升到4.8％。西方各国政府对于这种局面已陷入束手无策的地步。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和不断深化的趋势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对于庞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来说是太狭窄了，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的担当者，但生产资料却被资本家所占有。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削被剥消的关系。它造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必然要加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引起政治危机，促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高潮。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各种垄断组织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生产更进一步社会化了，但生产资料却更加集中在极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进一步发挥和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列宁选集》第3卷，第229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它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科学论断。二、现代资本主义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在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方面，以原子能、电子技术、人造卫星、宇宙航行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步超过了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总和。在生产关系方面有了局部地调整，跨企业、跨行业进行多样化经营的混合联合公司广泛发展，跨国的垄断公司越来越多，资本垄断更加集中并越来越国际化。到1977年，25个发达国家已有跨国公司（母公司）10.727家、子公司分布在14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达到了3.693亿美元。1980年子公司数目已发展到9.8万家。有些巨大的跨国公司，如埃克森石油公司一家的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垄断有了高度的发展，国家不仅从外部干预经济，而且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输出者、商品的购买者和货币的借贷者的身份直接参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过程；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一步发生分离，企业直接由有专业生产知识、精通业务的专家领导；不少企业还大量发行小额股票，吸收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提倡工人与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实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劳资一体化”、“资本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如瑞典和西德的企业，就组织了由工人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组成的董事会，工人在董事会中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在日本企业中，实行了所谓“全资管理”制度，组织“劳资共同体”，设置“合理化建议奖”。在阶级结构方面，第一、二产业的工人人数减少，第三产业工人人数增加；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减少，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大量增加。目前，美国和西德第三产业的工人人数已占50一70％，美国的“白领工人”已占50％以上。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各国虽然有各自的特殊条件，但总的来说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因：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后一代继承前一代的延续性和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顺序性，决定了生产力有加速发展的趋势。人类的生产活动已有了漫长的历史，由于长期的积累，生产经验不断丰富，劳动技能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管理知识不断丰富，特别是近30年来经历了一场科学技术革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即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生产力也不能长时期不发展，它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规律。其次，资产阶级在自身利益的限度内对生产关系所做的部分调整，部分地克服了私人垄断资本的某些局限性，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再次，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长期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得不改变统治和剥削的方式，给工人一点民主权利，举办一些福利设施，更多地依靠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缓和了阶级矛盾，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环境。最后，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加紧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经援”、“军援”和不等价交换，掠夺了发展中国家大量财富。1950一1976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就从发展中国家掠夺了近1.400亿美元的利润，为同一时期累计投资的4.8倍；1976年仅由于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就损失了300亿美元。通过剥削和掠夺，帝国主义获得了巨额利润、廉价原料和燃料，既大大促进了他们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在国内搞一些福利设施，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维持垄断资本的治。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有了新的发展，延缓了其灭亡的时间，但这些现象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也就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客观规律。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了更充分的物质前提。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历史上，当金属工具逐步代替了石器的时候，便形成了奴隶主占有制的社会。在铁器与牛耕的应用和新的耕作制度出现的基础上，产生了与个体生产相适应的封建占有制。生产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正是凭借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终于彻底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巩固了自己的阶级统治。由于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的这种推动作用，因而它的每一次重大的突破，都预兆着社会革命的来临，预兆着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断定，资产阶级也必然要不自觉地以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充分的物质条件。其次，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部分调整，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暂时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只能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为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生产走向了更全面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形式，而且是资本关系社会化的最高形式。这一切，必然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并客观上要求以新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过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163页）再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各种“民主化”措施以及所举办的福利设施和工人生活的改善，只能表明对无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改变。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因而不仅“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8页），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工人失业及生活状况绝对恶化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例如，1948年到1977年期间，美国生产劳动者的净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26一30％，而且不断趋于下降。其中，1974年为27.9％，1975年为26.8％，1976年为26.5％，1977年为26.3％。据联合国《统计月报》材料计算，1974一1975年危机之后，英国的实际工资仍继续下降：1977年比1976年下降11.8％，1978年比1977年又下降3％；从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统计数字看，1973年美、英、法、日等21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达到了827万人；在经济危机高峰的1975年又增加到1.440万人；而在经济回升和发展的1978年，继续进一步增加到了1.586万人。这些失业工人“总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处于贫困的状况。最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必然使这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当前，第三世界国家要求独立，摆脱控制，反对剥削的呼声很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同时，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又会使国际范围垄断竞争加剧，造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