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题目: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姓名:徐云松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业:社会学班级:社会41班学号:2214121指导教师:李义波职称:讲师2007年06月29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1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社会学专业徐云松指导老师李义波摘要：地缘与血缘关系在中国农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由地缘与血缘组织起来的社会。而正因为这两者的存在，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宗族组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研究了百余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本文在列举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各家观点异同的同时，从现有文献入手，对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宗族组织的研究状况、主要成就作一综述。关键词：农村宗族组织；复兴；宗族功能TheChinesecountrysidepatriarchalclanorganizestostudythesummaryStudentmajoringinSociologyXuYunsongTutorLiYiboAbstract:ThereasonandthebloodrelationshiprelationsoccupiestheextremelyimportantstatusintheChinesecountryside,theChinesecountrysidebasicallyisasocietywhichorganizesbytheplacereasonandthebloodrelationship.Butbecauseofthesetwoexistences,theformationandthedevelopmentwhichorganizesforthepatriarchalclan,hasprovidedtheessentialcondition.WhenstudiestheChinesequestion,thepatriarchalclanorganizationwastheimportantresearchtopicwhichwasunabletoavoid,theChineseandforeignscholar'shasalreadystudiedinthisaspectformorethanhundredyears,hasyieldedtheextremelysignificantresult.Thisarticleinenumeratesthecorrelationresearchresults,comparedwithvariousviewpoint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atthesametime,obtainsfromtheexistingliterature,organizestheresearchcondition,themainachievementtothecontemporarynearfor20yearourcountrycountrysidepatriarchalclantomakeasummaryinparticular.Keywords:Thecountrysidepatriarchalclanorganizes;Revival;Patriarchalclanfunction宗族是在历史的变换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制度完善的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正是在这次创伤中，宗族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其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普遍复兴。如何看待村落宗族组织在农村中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关系到人们对村落宗族的态度，更关系到人们对农村、农民的态度，关系到人们对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一、农村宗族组织2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资料非常多，众多学科都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探悉，不仅时间跨度大，研究的侧重点还各有不同。下面，笔者将就国内外关于宗族组织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的说明。二十世纪初我国学者偏重家族史的研究，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孙本文的《晚近中国家族制度之变迁》、杨再芳的《论中国家族制度之演变与其家庭组织的相关性》。之后中国有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这两本著作在中国有着标志性意义。比费孝通早些时候的二十年代，美国学者库普就根据其在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一书，对中国宗族组织的表现与功能做了初步的研究。1935年，陈礼颂在乡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研究》，展示了三十年代广东潮汕农村社会生活的画面。1955年，日本公开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此书对我国北派人类学调查和著述的影响是深远的。五六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分别推出了《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宗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恢复宗族问题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法社会》、王思治的《宗族制度浅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87年华英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宗族·种性·俱乐部》一书出版。作者对比了中国、印度、美国这三种文化，指出“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人最重要的集团是宗族”，并从比较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宗族组织的外婚、单系共同祖先等一些特征。[1]23-24九十年代初，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农村进行了考察，著有《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书，对泰和农村的普遍重建宗族组织的原因、状况、影响作了系统的论述。1996年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国家》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书中《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一章详细论述了1900年至1942年间华北农村的宗族情况以及宗族与村庄政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孙秋云、崔榕于1996年初至1998年对湖北的宣恩、来凤等土家族聚居区的宗族活动进行了调察，发表了阶段性报告《宗族文化与社区历史》。1998年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晚清时期常州今文派与常州宗族的关系，在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对当时常州的宗族情况进行了叙述。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定义虽然各家学者的表述不太一样，但在内容上基本差别不大。借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的观点，宗族一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二、以家庭为单位；三、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四、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2]李锦顺，章淑华在《农村宗族：内涵扩散、特质及其未来》一文中对宗族组织下如下定义：宗族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缘世系或近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严密或松散的组织形式，具有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等宗族色彩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群体。[3]与此类似，钱杭与谢维扬在《宗族问题：当代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指出，实体性宗族组织“是指农村中依据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性团体，具有稳定的组织和对其成员有系统的约束力。其最典型与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祖先祭祀、宗族财产、伦理、宗子继承以及参加宗族活动等方面，对于族人有着严格和成型的规定，因而这不同于那些临时的，仅为某一单个的具体行动目标而形成的亲属联合”。[4]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族的权威被打破，其活动逐渐衰落和停止。1978年开始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农民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乡村的动员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族也有了成长的空间，民间社会重新被激活，宗族也不断发展并呈现新的特点。陈骏程在《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文中把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族的特点总结为三个方面：一、宗族组织实体化；二、宗族组织目标政治化；三、宗族组织活动公开化、多样化、区域化。[5]相比而言，李锦顺和章淑华3更加从内涵和制度角度分析宗族的特质，从三方面“宗族的功利性、习俗性”“民间边缘性、非制度性参与”“社区封闭性”对宗族的内涵扩散作了说明。[3]二、农村宗族组织的复兴及原因关于宗族组织的兴衰问题学者一直都有着深入的探讨。特别是近二十年，由于宗族势力的扩张和对政治权力的侵入，广泛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由社会学界带头的农村建设研究使得宗族组织问题愈加凸显在学者的视野中。学者普遍认为，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是中国大陆宗族处于被打击、被瓦解阶段。在过去极“左”的路线指导下，中国农村宗族受到严重打击，对此冯尔康在《中国宗族社会》中有着详细深入的描写。[1]李培林从政治角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认为“村落家族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阶级斗争压抑甚至排斥了血缘关系，所有这些都有执政党的政治、经济考虑（当然包括失误），但潜在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一定要消灭宗法制（以家庭为基础）对农民的束缚。”[6]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村落宗族在广大农村地区纷纷复兴，肖唐镖在《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中提到，“近几年，宗族重建已引起各地的重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齐鲁大地到珠江三角洲，莫不如此”。[7]最为明显的表现即为续族谱、修祖坟、建祠堂、认祖归宗、立石碑等活动日盛一日。与此同时，欧三任认为现行的家族复兴是有限的复兴。在《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中，欧三任认为，“农村宗族复兴并非传统宗族组织的完全复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宗族从总体上为了适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自身作了调适性、选择性、有限性的复兴。政治上，宗族组织是以承认国家权威和乡村自治权威，服从国家调控为前提和边界的。在经济上，宗族组织已经没有可以支配的公共财产，虽然也有为修族谱的集资摊派行为，但数量较少，仅为宗族某项专项活动所用，宗族已经没有了对族内成员的经济支配能力。在文化上，宗族大都是形式上的仪式复苏，封建的族权族规已不复存在，宗族内部关系变得松散随意。”[8]学者们对宗族复兴现象原因的探讨，分歧并不太大，基本上同意就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四方面对宗族复兴进行解释。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等人认为，农民生产、生活互助的需要是农村宗族组织复萌的根本动力。[9]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体系随之瓦解，农民很自然地利用血缘关系,在宗亲间开展生产和生活互助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80年代以后农村宗族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了。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有着相同的表述。[10]政治上，多数学者对认为国家政权从基层的收缩，导致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弱化，从而为宗族等民间非正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陈骏程的文章《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中提到，“农村改革以来，新的乡村体制取代了旧的社队体制，这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新的乡村并不能承担原有社队的全部功能，这必然要求社会自治组织来承担原社队的一部分功能；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需要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服务，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5]而王铭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并不认为宗族的复兴源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弱化，而认为是“国家为了重塑华人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动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从更为实质的意义上自上而下提供了地方型文化自我发挥的空间”。[11]许烺光先生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对个人的主要影响是凝聚性，即同伴间的向心倾向。由于个体的初始集团是家庭，所以向心的世界观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停留在家庭中，在家庭之外，则停留在家庭的直接延长物——宗族之内，而不愿超此远离。”[1]43黄世楚在《宗族现代化初探》一文还提到国外家族文化活动对中国大陆宗族活动的影响，也颇有参考价值。4[12]另外，在环境地理上，自然村落的聚居形式直接带动了宗族的复兴，王沪宁，陈骏程，徐扬杰，高小健等诸多学者在各自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提到这一原因。三、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一些地方的家族又重新聚结，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宗族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宗族的功能展开研究。农村宗